从合作走向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

   七、“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设想(6)

 

解救东北危局措施

对于四平保卫战失利后出现的这种严重情况的事实,尽管解放后许多书中讳言,但1955年中南军区所编的《第四野战军战史》就已说明这次保卫战是一个战略上的失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韩先楚牵头所写的《东北战场与辽沈决战》一文,也认为四平保卫战“在战略上是失策的”。在复杂和长期的斗争中,承认某一具体问题的决定“失策”并非什么不光彩的事。如果公正地看待历史,任何伟人都不可能不犯错误,不过伟大与庸碌的区别恰恰在于能否迅速改正错误并转到正确的轨道上。当时为解救东北的危局,中共中央立即采取了三方面的有效措施。

首先,毛泽东又向东北局发出指示,要求恢复去年十二月的方针,即重新回到“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上去,分兵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其次,毛泽东指示南满部队向鞍山、海城出击。这一着迫使当地云南军1个师起义,威胁沈阳的后路,迫使国民党调新一军回援,一时不能进攻哈尔滨。最后,毛泽东还要求关内解放区支援东北。开始中共中央曾考虑从山东调叶飞纵队渡海增援,随之又感到交通工具困难,还有遭美蒋海军拦截的危险,不如由关内部队在当地采取行动,以打击国民党军的行动来牵制其不能增援东北,从而为东北民主联军争得一个整军和发动群众的时间。

关内的反击作战,以及南满部队攻占鞍山,对缓解东北的局势起到很大作用。国民党因兵力不足,战线拉长,为获得休整时间,也同意从6月7日起停战15天。

宝贵的停战时间

蒋介石在同意东北停战时,又向中共方面提出了一个极其苛刻的划分东北国共两军驻地的“整军”方案,声言只有照此办理,否则在15天停战期满后就继续进攻。在这个方案中,国民党在原东北只给中共刚划定的九省中的兴安省、新黑龙江省和嫩江省的一部分和延吉,也就是只有居民稀少的大兴安岭地区、靠边境的黑河和延边地区,其余整个东北国民党都要占领。中共的东北部队将被压缩在面积很小且无多少人口的范围内,不但不能发展,连维持现有30万部队生存都办不到,就会像当年的东北抗联那样失去群众依托和经济保障而难以坚持。对于此方案,毛泽东表示坚决不能接受。然而,蒋介石却一度认为马歇尔可以压迫中共接受此方案。

不接受蒋介石在东北的提案,就要准备粉碎其进攻。中共中央当时一面要东北局抓紧准备,一面要关内各解放区积极牵制国民党军,不使其抽兵增援关外。以后因关内战事扩大,原定调到东北的“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及第八军、第五十四军等部被牵制在华东,国民党军在东北只有8个军,始终未能达到原定增兵至15个军的目标。蒋介石在6月22日停战到期后,又宣布延长8天。6月30日再度到期后,因无新兵到达,又宣布无限期延长,这种基本停战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当年的10月。

毛泽东认为“上当了”

1946年夏天东北形势的恶化和关内战事展开,使“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设想不能实现。毛泽东就此感到,前一阶段接受马歇尔调处是一个失策,以致造成东北和中原的严重局面。当年7月他在党内讲过:“我们同蒋介石斗争多年,有丰富的经验,他的任何阴谋诡计都欺骗不了我们。但是我们同美帝国主义打交道,这是第一次,没有经验,上当了。”

美国方面则认为它没有欺骗中国共产党,中共之所以产生对美国的怨愤,在于原先的期望值太高,同时双方观念差异也造成相互理解太差。马歇尔本人当时与周恩来确实建立过较好的私人关系,还对中共的廉洁和工作作风有过称赞。一次周恩来坐美国飞机,在睡觉时不慎将一个通讯本丢在机舱内,第二天马歇尔马上以密封袋装好送回。这个本上最重大的机密,就是写了潜伏在国民党内部为胡宗南当秘书的地下党员熊向晖的住址电话,并在旁边写了一个“熊”字。周恩来认为此通讯本虽归还,但一定被拍照过,马歇尔如果向蒋介石通告,熊向晖一定暴露,于是通知熊向晖躲了几天。以后的事实证明,马歇尔并未将此事通告国民党方面。

马歇尔虽然帮助中共保守过秘密,但是出于保障他国家的利益,基本立场还是站在国民党这一边。严格讲来,美国没有摸透蒋介石,蒋介石却摸透了美国,知道在国共两者之中美国必然要选择他,因此在一些问题上也不听从马歇尔之言。在制止内战无效后,马歇尔虽然批评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却仍然提供援助,这在事实上违背了他作为调解人应有的原则,在客观上确实使中国广大热爱和平的有感到受骗上当。马歇尔回国后,美国国内的反共势力还攻击他偏袒中共,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其历史书中也对马歇尔大骂不已。此人落得个两头不讨好,其实只能怪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本身就是矛盾的。

苏联对中共的帮助

对美国的彻底失望,加上当时国际上分为两大阵营,中国共产党在进行革命斗争时,除以自力更生为主外,对外也就只有站到苏联这一边,形成后来概括的“一边倒”。苏联于1946年5月3日宣布从满洲完成了撤军,此后只根据中苏条约在旅顺、大连保持军事区。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苏联将其所占的大连地区和北朝鲜也提供给中共机关和部队作为秘密的“庇护所”。当时大连市名义上由苏军指派当地的资本家迟子祥为市长,副市长及市政府的主要领导都是山东过来的中共党员,市内警察都由八路军派来的干部组织管理,并建立了8000人以上的武装纠察队。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市长和行政官员认为入城只只能当“光杆司令”,还担心有危险,迟迟不敢到任。

国民党军队向南满进攻时,东北民主联军的后方机关一部退入大连,一部经过北朝鲜转道退入北满。华东和东北战场的解放军伤病员,有相当一部分转移到大连医治,苏军还允许人民解放军在大连建立了全军最大的军工生产基地。例如华东野战军使用的大部分炮弹都是大连“建新公司”生产并通过海路运去的。对此,粟裕大将生前曾回顾说,淮海战役的胜利,靠的是山东人民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大炮弹。回想起来,从20世纪20-50年代,中国革命都在与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斗争的艰难困苦环境中,长期得到过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的援助。

对于苏联在东北给予中国共产党人的援助,国民党政权在其失败后对此曾大量宣传,并说成是中共取胜的根本原因。苏联在中苏关系恶化后也曾以“恩人”自居的口气进行宣传,称他的援助“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其实我们认真回顾一下当时中共与苏联关系的状况,以及当时苏援、美援的数量对比,就会明白事实并非如此。得到巨大美援的国民党败给仅得到微少苏援的中共,主要原因只能从自身去找。

1947年魏德迈作为美国总统特使访华时,曾针对国民党宣传的苏联援助中共一事指出,即使说苏联对中共有一些援助,同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的规模也根本不能相比。的确,在解放战争期间,同美国对国民党几十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相比,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是微不足道的。在中国解放区处于十分困苦的情况下,苏联向东北解放区提供的多数物资也不是无偿的,而是要以贸易形式以货易货。苏联的历史资料也证实,这一期间东北解放区向苏联出口额为2.22亿卢布,进口额为2.27亿卢布。仅以武器之外的项目严格而论,只不过是等价交易,连货款都不是,更谈不上什么“无私援助”。在军火方面苏联也几乎未向中共提供过苏联制造的一枪一弹,所转交的都是日本关东军的旧装备,后来还有少量缴获德军的武器和美国无偿送交苏联的租借物资。苏援武器中最大的一项是转交的日本步枪,也只有30万支,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争期间从国民党手中缴获的数量却是300万支。解放军真正的“运输大队长”,是在战场上运送美国武器的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