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走向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

   一、十年仇敌,共御外侮(6)

 

八路军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

9月23日,因国民政府统一调整了全国战区和作战部队番号,八路军按照抗日作战的战斗序列,改称“第十八集团军”,隶属第二战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由山西军阀阎锡山担任,负责晋绥地区的作战。此后,朱德的正式官衔也由“总指挥”变为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并兼任该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八路军这个番号其实仅仅得到一个月后就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改换,可是中共中央要求部队对外仍称八路军,只是对国民党当局上报文件时用十八集团军番号。后来所称的“八路军总司令”一衔并不符合国民政府的军队序列表,因为八路军只有“总指挥”,第十八集团军才有“总司令”官衔。

当时中共中央要求不改称呼是出于政治考虑,包含着与国民党斗争的寓意。因为“集团军”是战争中的临时作战序列,可以随时更改,国民党政权日后能够据此取消共产党军队的公开名目;某军、某路军则是比较固定的编制,不易取消。何况当时“八路军”一词已经在华北叫响,好记好称,从群众影响着想也不便随便改动。结果,八路军这一番号尽管在国民革命军的序列表上早已不存在,却在以后一直叫了多年。严格来讲,此称呼已经由序数词异化为名词,变成中国革命军队的代称。直至解放战争前期和中期,根据地军民还习惯性地将人民解放军称为“八路”。国民党刚刚逃往台湾后,台湾的公共汽车、电车的号序中居然取消了第8路,因为乘车者在站台一听到“八路来了”就心惊肉跳。

平型关战斗

八路军渡过黄河后进入山西北部,正值日军长驱直入雁北。9月下旬,日军进攻雁门关、平型关方向时,经华北军分会负责政治决策的任弼时当机立断决定,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此为当时按国民革命军编制的对外称呼,实际上聂荣臻为政委)的指挥下伏击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和补给部队。平型关战斗发起前,原定由八路军与国民党晋绥军共同进行这一战斗。由于国民党军消极作战,未能及时出击,战斗任务主要由八路军担负,因而未能对日军达成歼灭,影响了预定作战任务的完成。此次战斗,八路军击毙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以及其他军用品。

八路军出师后首战平型关取得胜利,在全国范围内极大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鼓舞了军民的抗战意志。不过平型关战斗的规模不大,在战略全局上尚不能起到重要作用。而且通过这一仗的实践,八路军也认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战斗力远远高于国内战场上以往对手的日本军队。那些深受武士道灌输的东洋兵战斗极为顽强,在战场上虽想活捉敌人,但无一降者,双方的伤兵都扭在一起相互咬打。平型关一仗中八路军占据极为有利的地形,又采取突然袭击,可是付出的伤亡代价仍与日军基本相等,而且损失的大都是经过万里长征的老骨干。国民党当局虽然对八路军予以嘉奖,但却基本上不给武器弹药方面的补充,继续打这样的硬仗或打大的运动战对八路军是不利的。

八路军在敌后建立根据地

根据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平型关战斗后八路军一面仍以一部分兵力以游击袭扰的方式配合国民党军进行防御,一面分兵发动群众,在日军后方建立根据地,形成全面展开的局势。

在晋东北方向,在一一五师副师长聂荣臻的指挥下,八路军只以2000人的兵力开展游击战,就占领了数十个县城,并建立了华北第一块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当时国民党政权和军队已经逃走,日军因兵力不足只能占领少数城镇和交通线,广大农村形成几不管的空白地区,由老红军骨干组成的八路军所到之处,只要做好群众工作,振臂一呼就有无数人响应。一个排、一个连就能占领一个县,而且利用搜集到的国民党溃败时丢弃的大批武器,能很快扩大部队。晋察冀军区的部队在几个月里就扩大到4万人,当时连五台山的年轻和尚都有几千人入伍,他们的口号是“我们虽然出了家,可还没有出国!”

贺龙、关向应率领的八路军一二0师进入晋西北地区以后,活动在神池、宁武、朔县一带,并进逼大同,发展了晋北游击战争,随后创建了晋绥根据地。不过,因这一地区太穷困,兵源财源均缺乏,一二0师主力以后又向东和向北发展。平型关大战后,一一五师主力因伤亡较大,撤到晋西南休整补充,随后又在那里建立了吕梁根据地,并背靠陕甘宁边区,形成了八路军前方部队与总后方的战略通道。1937年末,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八路军一二九师进入山西东南,在太行山南部建立根据地。这块根据地很快纵跨四省交界的广大地区,成为晋冀鲁豫根据地。

蒋介石命令限期“剿灭”南方“残匪”

当华北和上海方面抗日的战火燃起之后,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经过艰难的谈判才得到解决。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北上后,留在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北、湖南、河南、安徽这八个省内的红军游击队进行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许多人都说,长征苦,可是也比不了三年游击战争苦!后来在党史研究中,一般也都认为长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东北抗联在密林中的奋战这三项斗争为艰苦之最。

南方游击战争最艰难困苦的时候,恰恰又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北地区的内战基本平息之后的1937年上半年。蒋介石一面与共产党谈判红军改编,一面却命令限期“剿灭”南方“残匪”。他见周恩来时根本回避谈及南方游击队,只想早日造成那里的红军余部已不存在的既成事实,免得在西北的红军改编后再出现一个南方红军的改编问题。此时中共中央与南方各游击队早已失去了联系,对那儿的情况也不了解,只得秘密派人去寻找联络。

国民党军的大规模“搜剿”“清剿”一直持续到卢沟桥的炮声响起,因对日作战急需,在南方各省的部队不得不大都撤到交通要道集中准备上前线。如江西省只剩下8个保安团,国民党省党部被迫派人上山找游击队宣布要“停战议和”。这时中共中央也派人与三年来一直隐蔽在赣粤边山林中的项英、陈毅等人取得联系,他们当即根据中央决定,说服分散在各地的游击队,要他们停止与国民党军的作战,准备改编。

是否建立新四军之争

1937年9月,博古、叶剑英在南京与国民党代表商谈关于南方游击队改编的问题。项英也下山到达南昌,与当地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中共中央对处理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意见,如同毛泽东、张闻天在9月30日致博古、叶剑英的电报所指出的“以集中五分之三,留下五分之二于原地改为保安队为原则”。对原游击根据地不准备轻易放弃。国民党当局开始却准备利用“停战议和”将这些游击队吞并,不准备在南方再编一个“第二八路军”。后来见前线形势不利及国内抗战的气氛高涨,虽允许中共在南方再编一个军,却要求在部队中安插国民党方面的副职,并将各地的南方游击队全部集中到抗日前线,各地只许设三几人的留守处以交涉保护家属等事宜,再留武装就要当“土匪”对待。

当时湘鄂赣游击队负责人在谈判中接受了国民党武汉行营派副职人员的要求,毛泽东与张闻天马上致电要求改正,并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由于国共双方谈判中的意见分歧迟迟不能解决,加上国民党的阴谋破坏和共产党游击队集中也有困难,新四军成立拖延了很长时间。经过几个月的时间,至1938年1月才陆续有5000余名游击队队员下山,再由地方党组织临时补充了部分人员,最后集合了1万人。国民党当局给了该部“新编新四军”番号,并要其全部集中开赴长江沿岸的抗战前线。

由于南方游击队的特殊情况,国共双方为达成协议都做了让步。国民党同意编一个军,不向军内派副职,共产党方面则同意全部人员集中开走,南方各地的原游击区只设留守处。新四军军长的人选,也由国共双方找一个都能接受的非共产党员担任。原先的北伐名将、中共军事工作的创始人叶挺这时由海外归来,虽然他在广州起义后脱党,但这时他仍表示愿意服从党的领导。蒋介石知道他已非共产党员,于是双方谈妥以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军部由南昌开赴皖南组织当地敌后的游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