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走向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

   一、十年仇敌,共御外侮(8)

 

日军占领武汉、广州等地

从1938年6月起,日军又将其主要战略进攻方向指向武汉,此后国民政府方面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保卫武汉的作战。参加的部队有第五、第九战区共130个师的兵力,由蒋介石亲自担任总指挥。国民党当局还决定采取机动防御、逐步消耗日军的新的作战方式,且战且退向后方。

当武汉告急时,日军又在华南登陆,于10月21日未经战斗即占领广州。广州及其附近的珠江三角洲迅速失守,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抗战形势。10月25日,日军占领了汉口,随后占领武昌、汉阳及武汉周围各重镇。武汉会战后,日本军队能够使用的兵力已经达到极限。当时日本陆军共34个师团,在华使用兵力已经达24个师团,还不包括关东军的7个师团,已经不能再发动大规模的攻势。而且此时日军又发现,在它占领区后方又出现了一个新战场,那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广泛的游击战。

“到敌人后方去”

当日军向中国腹地推进时,在“到敌人后方去”的歌声中,八路军、新四军反其方向而行,展开了向日军后方的大进军。从1938年春天开始,八路军从山西分路东进,到达冀鲁豫平原、齐鲁平原、冀中平原,一部向北进入绥远大青山地区和河北东部,建立起冀鲁豫、冀中、冀东、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

在后方到处遭到袭击的日军,开始认识到八路军对它的威胁。于是从1938年起,日本北支那方面军开始抽调兵力向晋察冀、太行和晋绥根据地进行“肃正讨伐”战,并大大减少了向正面战场进攻的部队。八路军就此在各根据地展开反“扫荡”战斗,这种战斗样式以后一直持续了多年。

新四军到达长江两岸时尽管面对十分复杂的局面,但仍于5月间挺进苏南日军后方,并在南京附近开展了袭击日军车辆和小股分队的活动,使上海至南京之间的铁路一度中断。随后,新四军又在以茅山为中心的地区建立根据地。日军为保卫其驻南京的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的安全,在武汉会战期间不得不将两个师团留在苏南担任警戒,严重影响了对正面战场的进攻。

就这样,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中国抗战全面形成了两个战场,一个是国民党军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以共产党军队为主担负的敌后战场。从中国方面来讲,抗战自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也是最艰苦的阶段。

“游而不击”和“消极抗日”

对武汉失守后国共双方军队的表现,当时乃至战后许多年里国共双方的宣传材料和史书中都有不同的写法。国民党攻击共产党在敌后“游而不击”,共产党则批评国民党“消极抗战”,一些西方人士则利用这些材料,再加上自己的偏见,大力贬低中国战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

客观而论,敌后的解放区战场上确实没有打过大的战役,不过,小规模的游击战的确是开展得轰轰烈烈。与正规战相比,游击战争没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声名,然而,在人口多达2亿的十数省范围内全面而又广泛地开展起游击战争,到处袭击和零星地消灭日军,在抗战全局仍起到举足轻重的巨大作用,拖住侵华日军半数左右的兵力,对国民党军担负的正面战场的正规战也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当过去的老红军刚刚奔赴抗日前线时,还习惯于像过去国内战争那样打大规模的运动战,对于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一时不理解。可是通过一段时间的作战实践,人们深刻感到了毛泽东的方针正确。至于“游而不击”而能“乘机坐大”之说,则根本违背了战争的基本原则,即只有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在日本侵略者后方开创广阔的根据地并坚持下来,是一件极其艰苦卓绝的伟业,因为敌后只要有抗日军队活动,其基地和运输线受到威胁的日军就马上会以重兵“扫荡”或“讨伐”。在这种艰苦环境中,八路军只有坚决“击”敌并打退日军的“扫荡”,才能坚持生存下来;只有“抗”方能“大”,光“坐”岂能变“大”?

国民党攻击共产党在敌后“坐大”,它自己的部队却在敌后无法生存。如仔细计算起来,国民党在战争初期留在敌后的军队比共产党挺进日军后方的军队数量要多得多,只是在华北稍微落后了一步。当日本侵略军长驱直进中原时,1938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会议研究战略方针。看到八路军能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素有“小诸葛”之称的桂系将领白崇禧提议:“黄河以北的国军部队一律不许过河,就地开展游击战。”会上马上有人反驳说:“国军未演习游击战,此议是否可行,尚需考虑。”白崇禧却回答说:“以打游击战起家的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战,国军当亦能打游击。”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也宣布:“二期抗战,以游击战为重点。”此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安排前线三分之一的兵力到日军后方开展游击战,先后有50万以上的军队进入敌后打游击。

国民党在敌后的游击战却没有打成,这里的关键在于其军队不能与人民打成一片。为了训练游击战的干部,蒋介石于1939年在湖南衡山开办了“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主要由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所率的一批八路军教员任课。共产党的教员们坦率地介绍了打游击的根本前提是军民打成一片,官兵同甘共苦。国民党军的军官们听后无不叹息,认为不要说军长、师长,就是要求自己部队的连长与士兵过一样的生活也办不到。国民党在敌后的部队因没有群众基础,建立不起根据地,补给就遇到大问题,向民间掠夺则更结怨于老百姓。在日军“扫荡”下,许多部队真的陷入“游而不击”,只是东躲西藏的状态之中,这样自然无法长久生存,或逃回大后方,或投敌当了伪军。这样,到1943年以后日军后方的国民党军基本被清除,只有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坚持了下来。

相比之下,国民党战场的条件比敌后解放区战场好得多,但其战绩却令人失望。在思想解放后谈到“消极抗战”一词时,许多原国民党军官兵表示委屈,说我们当年打日本是很坚决的。公正地讲,讲“消极抗战”,并不是指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军的下级官兵,而是指蒋介石及国民党上层许多人的主导思想。在这一点上,如此用词的确不冤枉。

讲到抗战的主导思想,国民党总想依赖他人取胜,并一味要外援。抗战初期它主要寄希望于苏联打日本。由于战争总想依赖他人,日本又加紧诱降,因此自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作战积极性开始下降。从1939年年初至1941年秋天,日本军队对国民党军担负的正面战场没有发起战略进攻,双方基本形成对峙。这三年间作战的规模与武汉失守前相比大大下降。这一期间国民党军对日军发起的主要进攻,只有1939年末至1940年初的“冬季攻势”,其目标只是较小的据点,只是在广西的昆仑关进攻规模大一些,最后也以败退告终。除了军事上的日益消极外,这一时期政治上投降妥协的危险也屡屡出现。如汪精卫的出逃并建立伪政府、阎锡山与日军的秘密求和等。

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重庆国民党政府闻讯后欢喜若狂,一些国民党官员甚至对美国人称:“你们的珍珠港灾难日就是我们的胜利日。”至此,已经与日本全面作战四年的国民政府才正式向日本宣战。可是在军事上,国民党军随后在前线的行动却更加消极,有很多部队长期处于静坐状态。对这一历史事实,战时国民党最主要的盟友美国政府也不否认。后来美国国务院公布的白皮书也如此述说:“美国参战后,国民党显然就认定日军最后必将战败,以为可以有机会来改进它的地位,和中共作最后的决斗。战争后期中国抵抗力的部分瘫痪,主要就是这种争权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