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走向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

   二、合作乎?溶化乎?(1)

 

国共双方在合作抗战时的基点和目标不同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一年的1936年6月,刚刚确立了全党领导地位的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接见了美国记者斯诺,就对未来的形势预测说:“抗日战争可能打十年,而在抗战结束后,中国的革命力量人数会更多,装备会更好,而且更有经验,更得人心,从而作为主要力量出现于亚洲东部。”毛泽东决不隐瞒这样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就是一心要最后完全夺取政权。他从容沉着地相信,日本会给中国带来“机会”。

斯诺从陕北归来所写的报道和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将这些观点公布于全世界。该书在中国国内发行时为避免其名过分刺激,改称为《西行漫记》,里面的内容却并无删节。现在尚未考证出蒋介石是否看过此书,却无疑会知道毛泽东当时的这些公之于世的思想。他自己在抗战期间对待共产党,态度也很明确。1938年12月蒋介石在重庆接见中共的四名国民参政会代表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章时,十分坦率地这样说道:“我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将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成为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了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就是死了心也不安,抗战就是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

共产党领袖明确表示想要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国民党总裁则宣布要将共产党合并入自己的组织加以溶化。按照周恩来的形容:“他们那时叫‘溶共’政策,好像要拿水把我们化了。国民党是水做的林黛玉,但是我们没有做贾宝玉,化不了。”双方在抗战期间的激烈斗争就势不可免。

两党的合作态度

当时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共合作抗日,在政策上也作出了重大让步。中国共产党曾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保证下列四项: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2、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3、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的方针;4、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这就是著名的“四项保证”,也是共产党一方为实现国内和平所做的必要妥协。当然,由于共产党并非投降而只是让步,国民党方面为求得和平及稳定,同时也作出了妥协,其核心是停止武力消灭共产党的政策。不过表现在文字和声明中,却是一副傲慢自大和胜利者自居的态度。这次五届三中全会最后对中国共产党问题作出的决议案,名称就是《根绝赤祸案》。

蒋介石在同月给在西安负责与共产党谈判的顾祝同下达的指示,也说明原则是“编共而不容共”,采取的是一种“纳降”的姿态。这明显是最后消灭共产党的目标未变,只是策略和手法的变化。对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奋斗的大目标同样没有变。在中国革命斗争的进程中,抗日战争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具体路线要服从中国革命的总路线、总目标。对此,毛泽东与斯诺所说的那番话,已经直言不讳地坦诚表白。

王明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不过这一奋斗目标在中共党内却短期出现过异议。1937年11月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个领导人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毛泽东的路线在党内一度受到挑战。11月29日,当一架苏联飞机突然降落在延安机场时,从机门走下来的那个身高1.5米的小个子王明,一副手持“尚方宝剑”国际钦差大臣的派头。因为他背后的支持者是斯大林,毛泽东赶到机场欢迎时也称其为“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

此时正忙于内部清洗的斯大林,最怕的就是与德日两线作战,以中国拖住日本是他坚定不移的信条,而拥有最强实力的蒋介石又是寄予希望的主要对象。为了苏联的眼前利益,斯大林要中国共产党牺牲自身利益为其外交政策服务,竭力拥护国民党而不应展开斗争。苏联援华的军火也都给了蒋介石,只有一次试探性地向国民政府提出过愿意无偿赠送给八路军少量武器的建议,遭到责难后马上收回提议。不能得罪蒋介石,不能破坏统一战线,这是斯大林派王明归国时所确定的原则。这个把苏联利益放在中国利益之上的王明,果然不负所望,下机后就在1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口号。由于他的国际背景,一时还影响了党内部分人。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一口号出台后马上受到许多人怀疑,毛泽东随后也进行了专门的批评。当时蒋介石根本不承认“统一战线”这个概念,要国民党服从是十分可笑的。而要共产党单方面服从,就只有一切服从国民党。至于王明所说的军事上的“七统一”,即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供给等,更只能让此时只有十几万人的八路军、新四军被“统”到拥兵数百万人的国民党军中间去。王明回国后即到武汉见蒋介石,并在那里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一时负责起南方党的领导大权。结果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实际上却空空洞洞。在北方大地上,毛泽东等直接领导的北方党的工作和当地八路军却迅速蓬勃发展。1938年9月中共驻莫斯科代表王稼祥由任弼时接替而回国前,负责共产国际日常工作的季米特洛夫要他转告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要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这年9月末至11月上旬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王明的右倾路线受到批判。

两党可供选择的三种合作方式

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不过对于如何与国民党合作抗战还是设想了三种方案,并于1938年间几次向蒋介石提出。这三种方案是:1、恢复民国十三年(即1924年国民党一大时)的形式,使国民党改为民族革命联盟,其他党加入;2、建立共同委员会,在中央各级共同讨论;3、现在这种形式,遇事协商。按当时的概括,这三种方案分别称为党内合作、党外合作和遇事协商。

其实,从西安事变真贱,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就一直没有法定的形式,只是遇事临时协商。这种协商,又大都是周恩来与蒋介石人个之间的约见谈话。1937年6月周恩来面见蒋介石提到“国共合作”时,蒋的回答是不能承认党派合作,只能与他个人“合作”。中共中央最希望能实现第一套方案或第二套方案,毛泽东曾亲自写信给蒋介石,表示愿意按照大革命时期的方式,共产党在保留原组织的情况下,全部党员集体参加国民党,作为国民党内的一部分与其他成分合作。

国民党的态度却是可以允许共产党参加,却不能保留原来的组织,只能以个人身份加入并溶化其中。其中的意思很明白,那就是中国只能有国民党这一个政党,只能有三民主义这一种主义,只能有蒋“总裁”这一个“领袖”。蒋介石在1938年内与周恩来几次谈这个问题,表示不同意共产党的“跨党”提议,认为共产党最好取消自身的组织全体加入国民党,如果全体加入做不到,可否一部分党员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党内合作”搞不成,中共中央提出的“党外合作”也得不到同意。因为国民党根本不承认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可以合法存在,更不承认他们与自己有平等的地位,只能居高临下地要别人“接受政府领导”,岂有“合作”之理?那么只剩下“遇事协商”一途了,在整个抗战期间的国共合作也都是以这种方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