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合作走向决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战胜国民党

   二、合作乎?溶化乎?(2)

 

国共关系从较好到紧张、恶化

整个抗战期间,国共关系相对较好一点的时候是1937年秋至1938年末。其关键原因,在于日本逼蒋太甚,国际上又只有苏联援华,使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联苏和共政策。日本占领南京后,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仍然不肯屈服,日本政府采取了不承认国民政府并公开表示要扶植全国性的伪政权的态度。近卫内阁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宣言声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新政府成立,重新调整两国关系并建设新支那。”

既然连蒋介石是“对手”都不承认了,自然不能再打交道,日本就此断绝了与国民政府的外交关系(全面抗战开始后半年国民政府并未与日本断交)。1月18日,国民政府再次宣布要“抗日自卫”,不承认一切日本的傀儡组织。同年春季,日本内阁见战争久拖不决,也试探着再与国民党方面进行秘密谈判,前提条件却是要蒋介石下野,换上“亲日派”的首领才能议和。对于爱权如命的蒋介石来说,这时只有坚持打下去。

以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为转折,一方面日本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一方面共产党的力量在敌后壮大,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20余万人,活动范围遍及敌占的十几省,这使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日益恐慌起来。“副总裁”汪精卫索性逃出重庆,网罗国民党中央委员20余人投敌,在南京又组织了一个伪国民政府和伪国民党部,当了汉奸。重庆国民政府方面虽然仍坚持抗战,可是对日作战的规模和积极性也不断下降。同时,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日益紧张。

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许诺不在“友党”即国民党内发展党员,可是蒋介石在1938年12月会见中共四位代表时更进一步说:“共产党在国民党外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共产党在民众中发展,冲突也是不可免了。”这一态度决定了两党关系必然走向恶化。武汉失守三个月后,即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许多国民党内的反共分子和元老都在会上惊呼共产党力量的壮大。蒋介石则在会上说了这么一番话:“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对共产党是“溶”不是“容”,这是蒋介石与孙中山的一个基本差异。

在五中全会上,国民党中央秘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文件,随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和华中、华北等地对于共产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摩擦就日益加强。蒋介石由于其独裁统治与广大群众对立且不得人心,不得不广泛依靠特务组织。军统、中统这两大特务组织,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急剧膨胀起来的。军统后来的局内编制人数达4万之众。蒋介石为军统、中统规定的任务,就是四个字---“防敌防奸”。这里的“敌”是指日本;“奸”者,就是指共产党。

张国焘叛逃

1938年4月,在国共双方合作最密切的时候,国民党方面策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叛逃。跑到国民党方面的张国焘开始满怀希望能得到大官,谁知他得到了一个“中将”空衔后,蒋介石只说了一句“委屈你去帮一下戴笠的忙”,结果随即被派到军统少将戴局长的手下,成了“走狗的走狗”。张国焘刚去军统时,戴笠把他当成最得意的部下,邀请客人时都要先说一声:“今天你到我这里来,就能看到共产党内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了!”

张国焘叛逃后,蒋介石着实得意了一番,对人称“这里对延安方面致命的打击”,要戴笠好好地“加以利用”。张国焘被安排的工作,就是向共产党内特别是原红四方面军干部进行策反,鼓动他们叛逃投奔国民党。按照旧中国军阀部队“兵随将走”的人身依附关系来想象,长期把持红四方面军工作的“张主席”应该能拉出不少部队。殊不知共产党在军队中是以政治信仰维系官兵,张国焘以共产党领导人名义指挥时能调动几万人马,可是一旦投靠了国民党,却一兵一卒也拉不走,连他的警卫员也带枪离他而去。

没过多久,张国焘就遭戴笠疏远,出门要汽车都不给。在重庆时一次他坐在黄包车上,路遇坐在汽车上的周恩来,羞愧得急忙低头缩脑。全国解放时特务头子毛人风要张国焘留在大陆,并认为共产党不会杀他,张国焘考虑再三后还是逃到香港,后来曾一度表示想回来,毛泽东认为不好安排而没有同意。张国焘游荡他乡,只有靠卖回忆录吃饭,1979年冻死在加拿大的老人院。

叛徒与暗杀

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虽然有个别人叛逃,其实也并非张国焘努力的结果。如原红九军军长何畏就先于张国焘投奔国民党,原红三十三军参谋长朱德崇后来在晋冀鲁豫边区因贪污受查处后畏惧惩处而逃。朱某出身绿林为一贪财的莽汉本不值得一提,何畏在党内军内倒是老资格。在著名的1925年省港大罢工中,何畏就担任了工人纠察队队长,1929年百色起义前他被派往广西工作,在红七军担任过师长,负伤去上海医治痊愈后又去鄂豫皖苏区四方面军,又任过师长、军长,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又担任过红军大学校长。1937年夏,何畏向中央提出要去西安治伤,得到批准后就一去不返。国民党把他派到老上级张国焘手下,一同向过去的战友们写信并派人劝降。结果去信无回音,连派去的人都不见归来。何畏此后一直受冷落,1949年人民解放军过长江后他在苏南被国民党抛弃,自杀身亡。

在国内战争停止和阶级矛盾拼杀暂时有所缓解的情况下,共产党内那些少数叛逃者差不多都是受金钱、享受的诱惑。除了原红四方面军的个别干部外,原红一方面军的八军团长、井冈山时期的老干部周昆也是典型。他在抗战初期任一一五师参谋长,1938年年初他去临汾领了军饷10万元,让警卫员拿了5万元先回师部,自己带着其余的款子潜逃。不过周昆随后失踪,国民党方面也无此人消息,在当时的战乱中很有可能丧生于拦路抢劫的土匪之手。另外,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团长、原红二十五军的师长张绍东在抗战初期也离队逃走为匪,混不下去后才投了国民党。

除了利用共产党的叛徒,国民党特务机关还对各处活动的共产党和八路军人员实行袭击和暗杀。1938年8月间军统特务机关就经蒋介石的同意,在西安绑架暗杀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高级参议宣侠父。宣侠父是黄埔一期生,在校内就因反对蒋介石而深遭其忌恨。抗日战争开始后,他以八路军对外联络人员的公开身份广泛活动,特别是向黄埔出身的国民党军官开展统战工作,这被认为是挖了蒋介石的老根。于是一天晚上他在路上行走时突然被特务架走,随后被勒死偷偷掩埋。此后,八路军办事处长期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交涉并要人,回答都是不知道。几年后蒋介石才对周恩来说:“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反对我,我叫人杀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