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

 第五章  清朝的盛世 (下) 

 

第三节 顺康雍乾四朝的政治

当明朝末年,中国的社会,是凋敝得不堪的。世祖人关之后,即罢免“三饷”。又定《赋役全书》,取民之数,都照万历中叶的旧额。其时虽各处用兵,军费浩繁,总算始终没有加赋。圣祖亲政:又裁撤十三衙门,罢诸种织造。宫中用度,更为省俭。

圣祖是个聪明特达的君主。他乐于求学,勤于办事。于天文、地理、律历、算术……学问,多所通晓。又颇能采用西洋的学问,而尤其相信理学,佩服程朱。他尝说:  “昔人每曰:帝王当举大纲,不必兼亲细务。予心殊不谓然。一事不谨,则贻四海之忧;一时不谨,则贻千百世之患……故予之莅政,不论钜细,即奏章之内,有一讹字,必加改正,而后发出。”这几句话,固然不免有几分矫饰,然而他能励精图治,确是实在‘的。他又说:  “明季宫中一日之用,万金有余。今朕交付于内务府总管,应付之银,一月仅五六百两。并一切赏赐,不过千金。”又说:  “所有巡狩行宫,不施采绩,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两。较之河工岁费三百余万两,实不及百分之一。”这种话,固然也不免有过情之处,然而他能俭于用财,也确是真的。

所以当三藩平后,国内已无战事,政治亦颇清明,百姓就得以休养生息。——原来中国的人民,勤苦治生的力量,是很大的。只要没有天灾人祸去扰累他,他的富力,自然一天一天会增加起来。就财政上头,也看得出他的反映。当三藩乱时,清朝的财政,还是人不敷出的。乱平之后,收入便逐年增加。到公元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国库里就有了五千万两的储蓄了。圣祖是主张藏富于民的,于是下诏:令三年之内,将全国钱粮,通行减免一次,公元1712年,又命以后征收钱粮,即以康熙五十年所收为定额。以后新生的人丁,永不加赋。然而圣祖晚年的政治,也不免流于宽纵些。即如各省欠解的钱粮很多,也都没有认真查追。吏治长此因循,不但财政,一切政治,都要受其影响。世宗即位,就一变方针,而以严肃为治。首先盘查各省的库款,追缴欠解的钱粮。又把征收时的“火耗”,化私为公。对于盐课,关税,也竭力整顿,都得到很大一笔收入。国家财政基础,就更形巩固。雍正年间,国库余款,曾积至银六千万两。末年虽因用兵消耗,高宗初即位时,仍有二干四百万两。公元1782年,国库又积到七千八百万两。这就是清朝财政极盛的时期了。

世宗的治法,是极端主于严刻的。当圣祖时候,群臣颇有结党相争之风。而居南书房的高士奇,以文学家世,为人所依附的徐乾学,和居言路的许三礼、郭?等,声势尤其赫奕。世宗深恶朋党,尝御制《朋党论》,以做戒诸臣。又设立军机处,以分内阁之权。把六科改隶都察院,以摧折言路的气焰。另设奏事处,令奏事的不必尽由通政司。机要事情,并许直达御前,以防臣下的壅蔽。这种大权独揽,真有“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的气概。然而鄂尔泰、张廷玉分党相争,仍旧没有免掉。世宗为对付诸王起见,多设密探,以为耳目。此后遂至刺探朝臣的隐私,格外弄得朝臣都惴惴不自保,只知道小心谨慎,以求免祸。高宗的明察,不及世宗。而一付“予智自雄”的神气,却是如出一辙。动辄严词驳诘,有类骂詈。又时时要用不测的恩威,使得臣下恐惧,“待大臣以礼”之风,是丝毫没有的。所以到后来,全剩了一班“阿谀取容之士”,没有一个“正色立朝之臣”。这是清朝政治的短处。

还有一件,康雍乾三朝,对于文化事业的尽力,也颇可一述的。御制或敕撰的书籍,是历代都有。国家搜罗书籍,把他校勘珍藏,更是历代都有的。[]考校经籍的历史,颇可以见得历代学术的派别,文化的升降(质而言之,是有学术史的一部分的价值),也是颇有趣味的事情。简单一点,可以把汉、隋、唐、明各史的《经籍》《艺文志》,  《文献通考》的《经籍考》,以及清朝的《四库总目》浏览一遍。]其中官纂的巨籍,要推明朝的《永乐大典》为最。清朝康熙时的《图书集成》,也是照这部书编纂的。都是“类书”的体例。高宗时的《四库全书》,却是“丛书”的体例。这种书籍,编纂固未必尽善(譬如《永乐大典》,本是类书的体例。然而后来有许多编得极草率的,并不将全书按内容分析,编入各类,却把一部书硬钞入某一类之内,不管他内容合不合。这竟是笑话了。四库馆开时,对于各处送来的书,有予以“著录”的,有仅予存目的,其中去取,也未必尽当。当时曾从事于“辑佚”,把已亡之书,尚存于《永乐大典》中的,搜集出来。固然辑出许多紧要的书,也有许多紧要的,并没有辑出来),然而清朝人毕竟靠了《永乐大典》辑出许多佚书来,  《四库全书》,则现在大略完全的,还有四部(北京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文溯阁,热河文津阁,谓之内廷四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谓之江浙三阁。文澜颇有散亡,文渊、文溯、文津三阁的书,则还大都完好)。于保存文化上,究竟有很大的价值。

以上所述,都是内治一方面的事情。还有康雍乾三朝的武功,也是极有关系的,请于以下三章,述个大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