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历史

   第九章 清朝的中衰

  第一节 乾隆时的衰机

清朝的国运,乾隆时要算极盛,而衰机亦伏于此时。原来所谓八旗兵,它的种类,是很杂的,它的程度,也是很低的。在关外的时候,虽然以勇悍著闻,而人关之后,它的性质,就起个急剧的变化。当吴三桂举兵时,八旗兵已经不可用了。而谋生的能力,又是没有的。到后来,生齿繁殖,就反生了一个生计困难的问题。 兵如此;其绿营兵也承平岁久,实不可用。高宗颇以十全武功自夸(平金川,定伊犁,服廓尔喀各两次。并定回部,安南,缅甸,台湾),其实天山南北路的平定,一半是适值天幸;安南、缅甸、廓尔喀三役,都弄得情见势绌,掩耳盗铃;金川之役,尤其得不偿失。嘉道以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就弄得手足无措了。

高宗是个侈欲无度的人。他明察不及世宗,而偏喜欢师心自用。并不能学圣祖的克勤克俭,而形式上偏事事要模范圣祖(譬如开博学鸿词科等)()》)三南巡,所至供帐无艺,国家的元气,被他斫丧的不少。而最荒谬的,就是任用和?。和?是个满洲官学生,应役在銮舆卫,扛舁御轿。有一次,高宗出行,在路上,忽然发现缺少了仪仗。高宗大怒,厉声问:  “是谁之过与?”左右都震慑,没一个人敢对答。和?便说:  “典守者不得辞其责。”吐音宏亮,高宗异之。又和他说话,奏对都称旨。由此从侍卫、副都统,超迁到侍郎、尚书。拜大学士,在军机处行走。子丰绅殷德,尚了公主,声势赫奕。至于公然令内外奏事的,都要另具副封,送到军机处。和?是个贪渎小人,除掉要钱之外,一无所知的。既然揽权,就要纳贿。各省官吏,不得不都苛取之于下属,辇着巨金去事奉他。下属无法,只得再刻剥之于人民。于是吏治大坏。当时发觉的赃吏,赃款动至数十万,实为前此所未有。——不发觉的,还不知凡几。加以这时候,民间的风气,也日趋衰侈。看似海内殷富,实则穷困无聊的人,也不知凡几。内乱之起,就处于必不能免之势了。

以财政论,乾隆中叶后,国库的剩余,有了七千八百万,也不为不多。然而从乾隆末年乱起以后,国库的储蓄,就逐渐消耗。加以康雍时代,吏治清明,一切政治,都费用较少,嘉道以后,情形就大不相同。  (譬如清初河决一次,所花的钱,不过百余万。道咸后便动辄千万。)财政日渐竭蹶,也是清朝由盛而衰的一个大关键。

第二节 嘉庆时的内乱

清中叶的内乱,起于乾隆末年。先借湖广的苗乱,做个引子,其事已见第七章第一节。这一次,蔓延的区域,虽不很广,而调兵运饷,业已所费甚巨。乃事未平而教民之事起。

白莲教,起于元朝时候。有人说他们的秘密组织,含有别种宗旨在里头,然而无可详考。就他们暴露于外的行为看起来,总只算他一种邪教。却是他的传授,从元到清,绵延不绝。公元1775年(乾隆四十年),教首刘松,因事泄被擒,遣戍甘肃。然其徒刘之协等,仍密赴各处传教。诡奉河南鹿邑县的王发生,称为明后,潜图不轨。公元1793年,事泄,同党都被擒获,而刘之协逃去。于是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大索,骚扰不堪,反而做了激成变乱的近因。公元1796年(仁宗嘉庆元年),教徒起事于湖北,刘之协、姚之富和齐林之妻王氏等为之魁。而冷天禄、徐天德、王三槐等,又起子川东。自此忽分忽合,纵横川东北、汉中、襄、郧之境。官军四面剿击,直到公元1799年,糜饷已七千万,依旧毫无寸效。推原其故,约有数端:

(一)则这时候的官军,腐败已甚。将帅也毫无谋略。教民势极为飘忽,而官军“常为所致”。又每战,辄以乡勇居前。胜则冒他的功劳,败则毫无抚恤。教民也学着官兵,以被掳的难民挡头阵。胜则乐得再进,败则真贼亦无所伤。(二)高宗以公元1795年,传位于仁宗。然仍自为太上皇,管理政事。和?也依然握权,他是只晓得要钱的,带兵的人,不得不克扣军饷去奉承他,于是军纪益坏。——当时往军中效力,算件好差事。去了一趟回来,没有不买田置宅,成为富翁的。(三)教徒兵势既如此其盛,人民被剽掠的很多,都弄得无家可归,于是逼上梁山。所以虽有死伤,其数不减。

公元1799年,太上皇死了,和?也伏诛。  (他的家财,据薛福咸《庸庵笔记》所载,共一百零九号。已估价的二十六号,共值银二亿二千三百八十九两。未估价的八十三号,照此推算,又当八亿两有余。近人说:甲午庚子两次的赔款,和坤一人的家产,就足以清偿。法国路易十四的私产,不过二千万两,不及他四十分之一。)于是局面一变。仁宗乃(一)下哀痛之诏,  (二)惩办首祸的官吏,  (三)优恤乡勇,  (四)严核军需,  (五)许叛军悔罪投诚,(六)又行坚壁清野之法。命川、陕、湖北、河南,协力防堵。再用额勒登保、杨遇春等,往来剿杀。其势才渐衰。到公元1802年,十二月,六股教徒,总算平定。其余众出没山林的,则到公元1803年七月,才算肃清。而遣散乡勇,无家可归的,又流而为盗。直到公元1804年九月,才算大定。这一次的乱事,首尾九年;用去军费二万万两;教徒一方死的数十万;官军和乡勇良民,就并无确数可考了(关于川楚教徒详细的战情,可参看《圣武记》)。

当西北闹教民起事的时候,东南亦有所谓“艇盗”,其事亦起于乾隆末年。阮光平既得安南,因财政困难,就招沿海亡命,供给他兵船军械,又诱以爵赏,叫他人海,劫掠商船,广东海面,就颇受其害。后来内地的土盗,亦和他勾通,一发深入闽浙。“土盗倚夷艇为声势,夷艇借土盗为耳目。我南则彼北,我北则彼南。我当艇寇,则土匪乘机剽掠,我剿土盗,则夷艇为之援应。夷艇既高大多炮,土匪又消息灵通。”剿抚毫无效果,朝廷因急于平教民,又无暇顾及东南,于是为患愈深。公元1802年,安南旧阮复国,禁绝海盗。夷艇失援,都并于闽盗蔡牵。仍以海岛为根据,和陆地的土匪交通,令其接济饷械,为患闽浙。这时候,浙江水师提督李长庚,颇善水战。乃自造大船三十艘,名为霆船(巡抚阮元,率官商捐出钱来,到福建去造的),人海把他打败。蔡牵就和广东海盗朱渍联合,为患闽粤。公元1804年,朝廷用长庚总统闽浙水师,屡战皆胜。而前后做闽浙总督的,都和他不合,遇事掣他的肘。公元1807年,长庚战死南澳洋面。朝廷仍用其部将王得禄、邱良功。公元1 808、1809两年,先后把朱渍、蔡牵打死。公元1810年,两广总督百龄,又剿粤海余党。海面才算肃清。

川楚教民定后,不满十年,北方又有天理教民之乱。天理教,本名八卦教。其教徒布满直隶、河南、山东西。而滑县李文成、大兴林清为之魁。林清贿通内监,打算于公元1813年,驾幸木兰秋?时,袭据京城。未到期而事泄,滑县知县强克捷,捕文成下狱。教徒就攻破县城,杀掉克捷,把文成救出,长垣、东明、曹县、定陶、金乡,同时响应。而曹县、定陶,县城均被打破。林清使其党潜入京城,乘夜分犯东西华门。太监刘得才、杨进忠,替他领道。阎进喜等为内应。攻入门的,约有百人。幸而发觉尚早,关门搜捕了两天一夜,才算搜捕干净。林清亦被获于黄?。河南、山东的教民,也总算随时平定。这一次乱事,蔓延得不算广,时间也不算长。然而内监都交结起事教徒做内应来,当时人心摇动的程度,就真可怕了。

以上所说,不过是荦荦大端。此外小小的变乱,还有好几次。社会的现状,既已很不安宁,政治上业已没有法子可以维系,而外力又乘之而人,于是清中叶以后种种的波澜,就层见叠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