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美傅高义著 曲折的登顶之路

   第3章 整顿,1974-1975(3)

 

浙江问题和王洪文的失势

1975年毛泽东支持邓小平选拔新的领导班子,让过去斗来斗去的人能够在一起工作。当时,分裂最为严重、最需要下大力气恢复团结的省份是浙江省。毛泽东1975年2月8日从长沙来到浙江杭州美丽的西湖,在那里一直住到4月中旬,对浙江产生了特殊的兴趣。他在杭州时有很多机会与省里的干部谈话,特别是党的老干部谭启龙和军队老干部铁瑛,他们都在“文革”中受到过冲击。毛泽东这时有恢复秩序的想法,因此觉得他们都是很能干的人。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浙江的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因为王洪文支持造反派,而谭启龙又控制不了他们。毛泽东和王洪文之间在1974年也开始出现不和,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飞到长沙时,毛已经对他过分紧跟江青感到不快。

1975年春,毛泽东对王洪文的怀疑进一步增加。浙江问题的严重性引起了北京的注意,于是派王洪文分别在1974年11月和1975年3月与浙江领导人协商解决问题,但他一无所获。从4月27日到6月3日的几次政治局会议上,王洪文和江青一起受到批评。王洪文为此做了检讨。实际上,王洪文曾做过一系列的努力以承担起主持党的日常工作的职责;有些了解他的人觉得,他并没有参与“四人帮”犯下的罪行。但是北京城里有众多有经验的优秀干部,像王洪文这样一个年轻的新贵,突然之间蹿升到更有经验、更能干的干部之上,很难赢得一个高层领导人不可缺少的尊重。

1975年6月下旬宣布,王洪文暂时不再主持北京的中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被先后派往上海和浙江。毛泽东支持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建议,让王洪文作为纪登奎副总理领导的工作组的一员,去解决浙江的问题。实际上,王洪文是被派去接受教育和改造,他和纪登奎一起去批评那些他过去支持过的造反派,这使他的处境颇为尴尬。纪登奎选出以谭启龙和铁瑛为首的新领导班子,用正式文件支持他们的工作。浙江的整顿工作因为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的坚决支持,达到了在这个最混乱的省份恢复秩序、增强团结的目的。谭启龙在讲话中为自己过去一年的领导不力道了歉;并宣布得益于北京最高层的大力支持,已牢牢控制住了造反派。王洪文去浙江后又保留了半年已有的头衔,直到那时,社会上对王洪文的失宠仍然一无所知,但是毛泽东再也没有让王洪文回到北京的领导岗位上。

重用邓小平

毛泽东打算进一步重用邓小平的第一个明确迹象出现在1975年4月18日,这一天他让邓小平陪同他一起会见金日成。他对金日成说:“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了。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过他,现在无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我们要他。”在金日成访华期间,毛泽东与邓小平单独做过简短的谈话。邓小平提到了他对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大批经验主义的担心。政治局不久后便开会讨论毛泽东在4月25日对“四人帮”写文章批经验主义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批评江青等攻击经验主义,江青不得不做出做出检讨。想帮着江青阻止邓小平扩大权力的王洪文在会后立刻写信给毛泽东告状说,周恩来对形势一贯抱有悲观情绪,现在有人替他说出来了。读到这封信的人都清楚,所谓“有人”指的就是邓小平。但此时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没有发生动摇。

5月3日,毛泽东在自己的住处召集政治局开会。毛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说明他有不同寻常的大事要商量,因为很久以来他都是让别人主持这种高层会议。周恩来艰难地离开医院的病床去参加会议。这次会上,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只批经验主义,不批教条主义。他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要搞呀?为什么不和两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然后他指着邓小平说,“你就是毛派的代表。”在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和叶帅等人也附和毛的意见,进一步批评了“四人帮”。他们还批评江青夸大与周恩来的分歧,借“批林批孔”打击叶帅。在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第一次取代王洪文主持了政治局会议。江青和王洪文在6月3日的会议上被迫做了检查。邓小平向毛泽东证明了他能按毛的意愿做事,会继续和江青一起工作。

毛泽东从未完全放弃王洪文,王洪文后来还协助华国锋筹备了毛泽东的追悼会,但是,自从去了浙江以后,王洪文在党内的协商中事实上已经不起作用。王洪文被派往浙江时向毛泽东提议,请叶帅或邓小平代他主持党的会议。毛泽东立刻表示同意。叶帅在7月2日起草了一个正式文件,宣布邓小平除了作为事实上的总理领导政府工作、作为军委副主席领导军队以外,还要主持党的日常工作。最重要的是,大约就在这时,毛泽东还交给了邓小平一项外交领域的新任务:邓小平将成为第一位对西方国家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官员。

与西方关系的突破:中法关系

邓小平于1975年5月12日至17日对法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中共领导人首次出访一个西方国家。为何是法国呢?毛泽东在一年前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他把欧洲的发达国家看作第二世界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们是中国应该与之联合共同对抗苏美两大霸权的国家。在第二世界的所有国家中,法国又是最先主动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国家。它在1964年就与中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而当时没有几个西方国家愿意这样做。法国总统蓬皮杜在1973年9月正式访问北京,成为第一个访华的欧洲领导人。因此,当1975年法国向中国发出国事访问的正式邀请时,中国很愿意把这个机会作为对蓬皮杜访华的回访,并表明自己正从“文革”的自我封闭中走出来。

在1975年访法期间,邓小平受到德斯坦总统和希拉克总理的接待。邓小平表现了他个人对法国生活的赞赏,游览了里昂和巴黎等半个世纪以前他去过的一些地方。邓小平要向法国传递的主要外交政策信息是,请求西方继续给于支持,共同对抗最具有侵略性的超级大国苏联。但是对于邓小平来说,学习现代化的经验至少和磋商外交政策同样重要。他参观了一些农业和工业场所,就如何扩大中法贸易举行会谈。在这里他看到了50年前他离开之后法国发生的惊人变化,对中国已经变得多么落后感到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