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美傅高义著 曲折的登顶之路 1969-1977

   第4章 向前看,1975(3)

 

关于清华大学的冲突,1975年秋

1975年7月23日动过眼部手术后,毛泽东开始阅读以前无法阅读的文件。他越看越觉得邓小平走得太快,已经超出了恢复安定团结的范围。10月份毛泽东开始关注清华大学,他早在1969年就把“六厂两校”---两校是指清华大学和北大---树为全国的样板,因此心里一直想着该校。“文革”早期曾经得到毛泽东支持的人在1975年一批接一批受到邓小平的批评,毛一直忍着没有发作。但是邓小平在清华大学的事情上走得太远了。

1975年清华大学的负责人包括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都是“文革”初期作为“工人宣传队”成员来到清华的造反派。迟群和谢静宜虽然有激进派的支持,但清华大学知识分子都把他们视为难以忍受的意识形态狂。邓小平在1975年8月扩大整顿范围时,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看到了希望。他过去是胡耀邦在共青团中的部下,在校内一些知识分子的鼓动之下,他于8月份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揭发迟群过着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刘冰向胡耀邦请教有什么适当的渠道可以把信送给毛泽东,胡耀邦建议他先把信交给邓小平。邓小平马上就大胆地把信转给了毛泽东。不久后,刘冰又写了一封信,把矛头也指向谢静宜。李鑫等人劝邓小平不要转交刘冰的第二封信,因为毛泽东对两间样板学校十分敏感,然而邓小平不为所动,还是把信转给了毛泽东。

10月19日,毛泽东把李先念和汪东兴等人叫去开会,却没有叫邓小平。毛对他们说,刘冰“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信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毛泽东问,刘冰为什么不把信直接交给他,还要让邓小平转交?他让他们“告诉邓小平注意,不要上刘冰的当”。根据毛的指示,邓小平在10月23日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了毛的指示。北京市委的高官又把毛的指示传达给了清华大学党委。

也就是在这时,毛泽东注意到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第五稿中令他反感的引文。这个提纲引用毛的话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毛看过之后说,他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他说,这样说等于把科学技术看得和阶级斗争一样重要,他不能接受这种观点。邓小平被毛泽东叫去训了一顿后,让负责起草文件的胡乔木去查找出处。胡乔木经核对后发现毛泽东是对的—他从未说过那样的话。胡乔木仅仅是从毛的著作中偶尔看到了一个类似的观点,他作为编辑稍稍改动了一下措辞。毛泽东允许邓小平纠正“文革”造成的很多破坏,但他相信“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现在邓小平却向深处动手了。假如毛泽东还在世时邓小平就敢篡改他的指示,打击他在清华大学的人,那么毛去世之后,说不定他还能干出什么事来。

毛泽东的新联络员毛远新,1975年10月-1976年4月

毛泽东对邓小平不尊重其意见的疑心日益增长,同时他对自己的联络员“两位小姐”(唐闻生和毛的远亲王海容)的怀疑也有增无减。她们正变得过于亲近邓小平。毛说,她们就像“沉船上的耗子”。毛泽东已届风烛残年,邓小平正冉冉上升,不能再指望她们忠实于他这艘正在下沉的船了。确实,即使在失宠于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仍然不时与她们见面。于是,毛泽东开始依靠另一个联络员—他的侄子毛远新。

毛远新对伯父心存敬畏,与之有相同的激进观点。作为一名有经验的干部和毛泽东的侄子,他的联络员角色要比“两位小姐”权威得多。在毛泽东部署几乎每天开展的批邓运动时,他也比她们发挥了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一些拥挤邓小平的后后来说,是毛远新使毛泽东对邓小平起了疑心。例如,他让毛泽东注意到邓小平在毛已经批准的文件下发前对其所做的一些改动。不过,其实毛泽东在毛远新到来之前就已经对邓小平起了疑心。还有一些干部确信,毛远新在传达毛的指示时塞进了他自己的一些观点。不论是否如邓的拥护者所说,是毛远新将毛邓之间的问题升级,毛远新确实持激进观点。他像迟群一样,反对刘冰、邓小平和周荣鑫重视学术质量的新做法。

毛泽东发动批邓,1975年11月

邓小平意识到毛泽东对他的工作日益不满,于是在10月31日请求毛泽东见一面。毛第二天便接见了他,批评他支持刘冰。但是毛泽东也给了他一些安慰。邓小平请求毛泽东对过去几个月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做一个评价,毛说“对”。这等于承认了整顿的成绩。毛泽东在过去两三个月与江青的几次见面中依然一如既往地支持邓小平,因此邓小平虽然明知有一定风险,仍对毛的继续支持抱有希望。然而事与愿违,他高估了自己在未来几周内能从毛那里得到的支持。

毛远新第二天见到毛泽东时,汇报说,邓小平很少谈“文革”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几乎不为称赞以周恩来作为主要对象的“批林批孔”运动。毛远新说,邓小平几乎不提阶级斗争,只抓生产。最后,也是最令毛泽东担心的,他对伯父说,邓小平在恢复“文革”前体制的危险。毛泽东与侄子这次见面后,邓小平和毛泽东之间的紧张迅速加剧。邓小平数次试图单独见毛泽东“向他请示”,但是在11月1日见面后,毛泽东总是拒绝见他。如果邓小平只在私下里对他说拥护“文革”,那么在毛去世之后邓小平可以否认自己说过的话。毛泽东想让邓小平拥护“文革”的话被别人听到,或是写成白纸黑字,这样邓就无法公开否定“文革”了。因此,毛泽东在11月2日与毛远新见面时,他让毛远新当天去见邓小平,在另外两个干部在场的情况下把他的意见转告给邓小平。

毛远新与邓小平的谈话并不愉快。不难想象,邓小平为自己取得的很多个人成就而自豪,他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不愿意肯定“文革”。毛泽东指定了另外两人人---汪东兴和陈锡联—在第二天跟毛远新和邓小平一起开会,他们对“文革”都持有和毛一样的观点。邓小平知道毛远新会向主席汇报,但他并没有动摇。他直截了当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按你的描述,是中央整个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知道自己会触犯毛泽东,于是又加了一句,说他愿意再做检讨。

这次见面之后,毛远新当天就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没有顺从地接受批评。毛泽东对侄子说,马上再开一个8人会议,原来的4个人(邓小平、毛远新、汪东兴和陈锡联),再加上张春桥和3名副总理—李先念、纪登奎和华国锋,他们都是“文革”期间维持着经济和政府工作的人。毛说,“不怕吵,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此前毛泽东曾说过“文革”是九分成绩,但他在准备这次会议时做一点让步:邓小平和其他干部必须同意“文革”是七分成绩。第二天,即11月4日,这个8人小组便召开会议,毛远新当晚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的结果。毛远新要求邓小平同意“文革”是以成绩为主,拥护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邓却不愿向毛的侄子直接做出回答。毛泽东显然对这种反应感到失望,不过他对侄子说,让他们批评邓小平不是为了撤他的职,而是要帮他纠正错误。毛还告诉侄子,要提醒张春桥,这些诱变的内容一个字也不要向江青透露,因为她总是在伺机公开批邓。毛泽东指示8个人继续开会,他们也照办。毛远新在11月7日又向伯父汇报说,让邓小平做出让步的事毫无进展。

毛泽东接下来采取的策略是逐渐增加开会的人数,使压力层层加码,直到邓小平明确表示拥护“文革”。因而,他指示毛远新召集政治局包括江青在内的全部17名成员开会。政治局成员要点名批评文化和科技部门那些支持邓小平的人:胡乔木、胡耀邦、李昌和周荣鑫。在政治局开会批评邓小平及其同道的同时,邓小平的拥护者因其所持的精英教育观点也受到了公开谴责。当时邓小平还没有被公开点名。但是在11月13日,由于毛泽东对邓小平在前几次会上不做回答很不满意,于是给政治局下达书面指示,要他们对邓小平进行“帮助”。

两天以后,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毛泽东的批评的严重性,而且他很可能十分清楚毛对王洪文不再抱有希望,因此给毛泽东写信,建议让已在浙江完成工作的王洪文代替他领导中央的日常工作。毛泽东当晚就做出了答复,他说,还是要由邓小平继续主持会议。他没有再让王洪文恢复以前的工作,两个月后他任命华国锋担任了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工作。11月16和17日,政治局再次开会批评邓小平及其在教育和科技领域的主要拥护者。毛远新作了关键发言,当时也被允许到会的江青及其激进派盟友加入了批邓的合唱。邓小平除了作为会议主持必不可少的三言两语以外,几乎一言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