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美傅高义著

  第5章 靠边站 1976(2)

 

示威支持周恩来和邓小平:天安门广场,1976年4月5日

清明之前的3月25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批判邓小平及其“后台”,称还有另一个“走资派”。人人都明白这是指周恩来。在距上海3小时火车车程的南京大学,很快就出现了抨击《文汇报》文章的大字报,示威也从大学蔓延到南京主要街道。人们抬着花圈从南京市中心的街道向雨花台进发,将花圈摆放在陵园内。后来,“四人帮”让自己的人取走花圈,并阻止了进一步的示威。他们不让官方媒体报道南京示威的消息,却无法阻止消息从非官方的渠道传播到其他城市。

3月26日,南京爆发示威活动的次日,邓小平被叫到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批判为名声扫地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头子,并被谴责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最终复辟资本主义。实际上邓小平还受到警告说,4月5日如果发生任何示威,他也要对其负责。仅仅4天之后,3月30日,悼念周恩来的第一批花圈开始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人们张贴悼念周恩来的诗文;歌颂周恩来、抨击“四人帮”的演说开始吸引人群。另一些大字报表示支持邓小平,还有人拉出一串小瓶子,因为汉语中的“小瓶”与“小平”谐音。

北京的中共领导层试图阻止民情的进一步宣泄,宣布各单位可以在自己单位内开展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但要维护天安门广场的秩序。他们派出巡逻警察阻止任何示威活动。北京市的官员估计,4月3日星期六那一天,大约有100万人去过广场,当天广场上的人数易最多时达到10万。4月4日星期日那天,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估计超过了200万人。人们向周恩来表达敬意,反对“四人帮”,拥护邓小平。广场上的诗文、大字报、小白花、花圈越来越多。人们聚集在演讲者周围,听他们冒着被捕的危险表达对周恩来的爱戴。

4月4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研究如何应对广场的事态。同情示威的政治局委员叶帅和李先念告病缺席,邓小平也没有到会。华国锋主持了会议,并且有毛远新到场。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会上说,广场上的2073个花圈分别来自1400多个单位。吴德还报告说,有些示威者早就在策划这些活动,而且受到邓小平的影响。江青想要让示威停下来,她宣布,清明节已经结束,要在黎明前指导花圈清理出广场,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华国锋指示吴德想办法落实江青的要求。4月5日星期一的黎明前,北京市派出大约200辆卡车来到天安门广场,工人们把花圈扔到车上拉走了。天亮之后人群又涌入广场,人数超过10万。当他们明白了发生的事情后,群情激奋,开始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无畏的人群冲击人民大会堂,点燃汽车,砸毁自行车,追打一位外国摄影记者,还攻击了一座驻有民兵的小楼。

当天下午政治局再次开会。已多日不参加政治局会议的邓小平被叫到会上接受批判。张春桥首先攻击邓小平说,他和纳吉(1956年匈牙利暴动的主使者)一样。毛远新接着传达了毛泽东批评邓小平的书面和口头指示,邓小平一直保持沉默。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要调动10万民兵平息示威的命令。但是负责民兵工作的倪志福说,顶多可以调动3万民兵,吴德补充说,这么多民兵对付不了广场上的大批抗议群众。接下来,张春桥说,吴德应当向示威人群发表广播讲话。于是,吴德写了一个简短的广播稿,把它交给华国锋等政治局成员过目,他们同意了讲话的内容。广播稿不提抗议的原因,而是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让他们警惕广场上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是这些人在把悼念活动转变成一场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政治活动。它还提到不肯悔改的走资派,他不是团结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周围,而是大刮右倾翻案风。

4月5日下午6点30分,吴德的录音讲话在广场上播出。在《人民日报》次日刊登的这篇讲话中,加上了没有出现在广播中的邓小平的名字,特别指出他就是不肯悔改的走资派。根据政治局批准的计划,民兵要在晚上8点出动,但当时在场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认为,广场上的示威者仍然太多。他对一直与他保持电话联系的华国锋和陈锡联解释说,民兵此时清场为时尚早。晚10点半广场上打开了探照灯,再次广播了吴德的录音讲话,要求抗议者离开广场。最后,夜里11点吴忠打电话报告吴德,还留在广场上的示威者大约只有1000人了,吴德下令出动民兵。当时逮捕了38人(按后来追查,又陆续拘捕了260余人,先后共拘押388人。)虽然警察没有使用枪械,但他们确实使用了棍棒,有数十人受伤。

几小时以后,4月6日的黎明之前,部分政治局成员开会评估这一事件。他们断定示威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因此已经构成一场反政府的阴谋。当天下午,毛远新与毛泽东会面,一起讨论了事件的性质,毛主席同意宣布这是一场阴谋。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本人认为邓小平是组织示威的幕后黑手,但他确实认为,假如邓小平继续掌权,将会把党带上一条错误的道路。当天晚上,江青也与毛泽东见面,再次要求把邓小平开除出党,但毛泽东仍然没有同意。

撤掉邓小平和提拔华国锋,1976年4月

4月7日上午,当毛远新再次向毛泽东报告最新事态时,毛给了他一份书面批示,对如何进行稍后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做出了指示。在政治局开会时,毛远新出示了毛泽东写的纸条,上面写着:“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简言之,运动变成了反革命运动,矛盾也不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成了党与企图推翻党的敌人之间的矛盾。毛远新还向政治局传达了毛主席的两条建议:第一,代总理华国锋担任总理和党的第一副主席;第二,当时仍未被正式撤销党政军职务的邓小平,要免去其全部职务。即便在这时,毛泽东对待邓小平仍是有节制的,还指示说,对邓小平要“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毛泽东把权力全部交给华国锋,免去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这就为华国锋领导国家扫清了道路。一些了解内情的北京干部相信,直到4月5日之前,毛泽东一直保留着让邓小平和华国锋共同承担领导责任的可能。但是在4月5日群众表现出的对邓小平的拥护程度,使这件事变得根本不可能了:华国锋将被邓小平压倒。这一天晚8点,发布了华国锋被任命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和政府总理的公告。

虽然华国锋很少能见到毛泽东,但是在4月30日新西兰总理马尔登访华期间他与毛泽东见面时,毛拿出一张纸,在上面潦草地涂了几句话交给华国锋:“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毛选定了华国锋做他的接班人。毛的判断是,华国锋会一直忠实于他和他的路线。他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是他希望华国锋能够团结激进派和老干部的想法却未能如愿。毛去世后没过几天,华国锋就断定自己不可能跟江青及其激进派共事。毛泽东还希望华国锋在叶帅和李先念等老干部的支持下,能够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领导班子,这个愿望也未能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