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美傅高义著 开辟邓小平时代

   第7章 三个转折点,1978(2)

 

点燃星星之火,1978年9月13—20日

当年毛泽东谋划点燃中国革命时,曾写下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与此相对应,胡耀邦说,邓小平的东北之行(1978年9月13日—20日)也点燃了将使中国发生巨变的星星之火,而这些变化就反映在当年秋天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自己后来回忆说,他去各地为改革开放计划“点燃星星之火”,有三个重要时刻。第一次是1977年11月在广州,他与叶剑英接风解放军和地方干部时,让他们搞活广东经济。第二次是1978年2月出访缅甸和尼泊尔时在四川停留,当时他与赵紫阳见面,讨论了农村和城市改革问题。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第三次便是这次他出席朝鲜劳动党建党30周年庆典后归途中的东北之行。

在最后这次点燃星星之火的东北之行中,邓小平在东北三省停留了数日,随后又去了唐山和天津。他在这些地方呼吁更大胆地脱离毛的思想,不要囿于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由于华主席控制着北京的宣传机器,邓小平为了避免引起直接冲突,在北京时说话比较谨慎。但是在北京之外,他可以向更多的人讲话,言论上也较少保留。而且他这些非正式的讲话不必通过正式讲话的批准程序。邓小平在讲话中没有直接批评汪东兴,但他确实批了“两个凡是”,支持了“实践标准”,这等于间接批评了华国锋的班子。邓小平选择在东北开始点火自有道理,因为这里是他的支持者的根据地---辽宁的任仲夷、吉林的王恩茂和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都最先宣布支持“实践标准”。

在吉林省党员干部大会上,邓小平批评了鼓吹“两个凡是”的人,说他们没有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邓小平在辽宁时说,中国领导人,包括他本人在内,必须承认我们辜负了十分有耐心的中国人民。他还指出,“我国的制度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它很落后,只解决表面问题,造成机构重叠,助长官僚主义。如果不能比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更快,就无法证明我们的制度的优越性。”不难断定,邓小平认为,在改变体制、为经济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方面,华国锋做得不够。

邓小平在东北期间还要巩固他在军队中获得的支持。东北级别最高的军事首长、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曾是邓小平在二野的部下。邓小平视察工厂、农村和部队时,他一直陪伴左右,因此两人有很多机会交谈。不过,邓小平对常来旅顺大连港视察的苏振华上将的个人忠诚有所担心。苏也曾是邓小平在二野的部下,但他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忠诚---1976年干部们被要求批邓时,他对邓的批判在邓小平看来超出了必要的程度。1978年4月湛江港一艘驱逐舰发生爆炸事件,造成多从死亡,邓小平认为苏振华—他是中国海军最高级别的领导和军队在政治局的代表—要对此事负责。苏振华在受到邓的批评后不久得到通知,华国锋从朝鲜访问回国时将在东北停留,于是想在大连举行一次有120艘军舰参加的海军检阅,作为欢迎华国锋到来的仪式。邓小平利用自己对军队的影响力取消了这次检阅。邓小平在视察东北期间,要确保军队中没有人再支持华国锋。

邓小平一再对他的听众说,要结束对“四人帮”的批判,要把工作重心转向增加生产所需要做的事情。邓小平已经准备好为增加生产而工作,而听他讲话的人也可以肯定他决心承担更大的责任。

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

在中共的官方历史中,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被称为开始实行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会议。其实,三中全会仅仅是正式批准了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经过热死讨论后形成的决定。中央工作会议临近结束时,邓小平称赞这次会议说,它标志着我们党又恢复了畅所欲言的民主讨论传统。他说,这是自1957年(当时的“双百方针”鼓励自由表达)以来党的会议上最好的讨论。

中央工作会议是由华国锋主席召集的,在他最初的讲话中,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他意识到这次会议将对他本人意味着什么。他在11月10日宣布开会时说,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农业和1979年至1980年的国家发展计划,还要继续讨论国务院四化建设务虚会的内容。但是会议开始两天之后,华国锋的会议计划却被更广泛的政治讨论打乱了。华国锋和邓小平都不曾料到,政治气氛会发生如此彻底而迅速的改变。邓小平在几周前就为会议准备好了讲话提纲,并安排胡乔木和于光远帮他做了充实。但是11月14日他访问东南亚归来后,听说北京气氛已变,又让他的笔杆子为他写了一份完全不同的讲话稿。

叶帅很快意识到环境的变化已经大大削弱了对华国锋的支持度。11月11日,叶帅和数位高级官员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小型会议,会议内容甚至没有向工作会议的其他与会者公开。他们决定,华国锋不能胜任担当最高领导权的工作。他不敢为老干部恢复工作,对他们委以重任,他没有得到高层干部的衷心拥护。他们一致同意给予邓小平比华国锋更大的权力。但是他们反对单独一人就能做出重大决策的想法,同意让陈云重新进入政治局常委,与邓小平一起掌握党内实权。这一天稍后,叶帅与华国锋谈话,劝他准备一篇讲话,表示他也接受这些变化。关键的戏剧性一幕发生在11月11日至25日之间。当邓小平15日开始参加工作会议时,会议的焦点已从经济转向政治,而政治风向变成开始批判“两个凡是”。一些党内老领导后来评价说,就像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成为党主席的转折点一样,这次工作会议是邓小平崛起的一次决定性事件。

参加这次工作会议的共有210名中共最高层干部。会议开了36天,与会者把自己关在离中南海不远的京西宾馆,因此讨论在晚上、周末和正式会议之外都可以继续进行。除了四次全体会议之外,与会人员按地区分为6个组,各组的与会者都要发表自己的意见,每天会有一份各组的会议简报分发给全体与会者。当某一分组要把它的观点写入报告时,成员以举手表决方式做出决定。邓小平像政治局的其他常委一样,没有参加分组会,但他每天都密切关注着会议的报告。

华国锋在会议开始时就意识到,很多与会者不满于“两个凡是”和对1976年“四五”运动示威者的严厉批判,不满于他不愿为更多在“文革”中挨整的老干部平反。尽管华国锋再次表示,邓小平没有参与“四五”事件,但很多老干部认为,正是由于这个事件,邓小平才被再次打倒并为华国锋所取代。因此对该事件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邓小平的评价,很多人坚持要对它重新评价,把它定性为一场“革命运动”。华国锋在最初的讲话中着重于四个现代化,希望以此回避政治分歧,只讨论已经达成高度共识的经济问题。在11月13日下午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当纪登奎副总理就农业问题发言时,华国锋在表面上控制住了局面。大多数与会者都曾有过负责农村基层工作的经历,亲眼见证过“大跃进”后的饥荒。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必须面对忍饥挨饿的农民和六神无主的基层干部,处理这些灾难造成的后果。尽管中共把犯下这些令人痛心的错误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林彪和“四人帮”,它仍难以免除实施这些决策的责任。干部们越来越愿意私下说出当时还不便公开讲的话:毛泽东要承担部分责任。在这种背景下,纪登奎的讲话让与会者感到农业政策的制定又恢复了诚实坦率的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