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美傅高义著 开辟邓小平时代 1978-1980

  第7章 三个转折点,1978(3)

 

但是,纪登奎的开放态度和华国锋的安抚姿态,却不足以平复对华国锋的不满,这正是11月11日叶帅等人召开的小型会议的主题。很多与会者认为,华国锋已不再能提供党所需要的最高领导。11月11日,即分组讨论的第一天,很多与会者就群起反对华国锋和汪东兴阻挠进一步开展平反工作的做法。他们要求为那些已故的备受尊敬的干部正名,并让自己过去的同事恢复工作。叶帅劝告华国锋说,要么接受已经变化的政治情绪,要么做好被人抛在后面的准备。

11月12日又有9人在分组会上发言,要求为华国锋和汪东兴此前拒绝纠正的冤案平反,其中最有影响的人是陈云。陈云的发言利用人事记录,确实提供了全新而详尽的材料。他在东北组的发言中,否定了华国锋把经济问题作为重点的做法。他反驳说,为了调动干部的热情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当务之急是处理好悬而未决的政治分歧。具体而言,受到错误批判的五类人,必须还他们以清白:1、以薄一波为首的在“文革”中受到批斗的61人“叛徒集团”;2、被错定为叛徒的1940年代自首的人;3、1937年入狱的陶铸、王鹤寿等人,他们被毫无根据地定为叛徒;4、已故的彭德怀元帅,应当为他恢复名誉;5、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陈云还说,康生在“文革”中整了很多党的杰出领导人,虽然他已经去世,但仍应该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

在所有的小组中,发言者们长久受到压抑的怒气都喷涌而出,他们强烈反对华国锋和汪东兴阻挠那些被冤枉的好干部回来工作。在所有6个小组中,发言者一个接一个要求为受迫害的干部平反昭雪,并要求谴责已故的康生---他对许多人的死亡负有责任,而且,他的前秘书李鑫甚至当时仍在协助汪东兴阻止平反冤案。正是这种情绪,使人们对汪东兴乃至华国锋的不满之火越烧越旺。

林乎加在10月9日成为北京市委书记,取代了曾经负责抓捕“四五”示威者的吴德。他一上任就和北京市委开始考虑何时以及如何释放那些因参加“四五”示威仍被关押的人;甚至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他们已经在准备可能发表的声明草稿。林乎加也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他充分意识到气氛正在发生变化,并于11月13日召开了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会后他便以北京市委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公报,其内容远远超出华国锋有关“四五”示威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的让步。公报说,这完全是一次革命行动。对因此受到迫害的同志应当全部予以平反。《北京日报》立即刊登了这份公告,11月15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就以大字标题刊登了《北京日报》的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一次革命行动。”

通常,如此重要的政治声明必须得到政治局的批准。但是这3位大胆的主编们察觉到正在变化的政治气氛,未经上面允许就冒险采取了行动。胡耀邦责怪他们不但不告诉政治局,甚至没有事先跟他打招呼。他们回答说,如果请示胡耀邦,他就要为这个决定承担重大责任,那还不如让他们来承担责任,先把它发表出来再说。公告发表后,林乎加害怕华国锋会生气,又打电话给华国锋做出解释,并请求他谅解。让他大感意外的是,华国锋并没有责怪公告的发表。事实上,文章在报纸上发表3天后的11月18日,华国锋竟然为《天安门诗抄》这本歌颂“四五”运动参与者的新书亲笔题写了书名。报纸还印发了华国锋题写书名的照片。一向好奇政治上敏感的北京人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含义:华国锋同意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了。

11月25日华国锋按计划做了例行讲话。这篇讲话并不是检讨,而是宣布他接受党内的主流观点,并打算继续任职,即使这意味着他要代表与他先前赞成的意见完全不同的观点。他同意1976年的天安门“四五”事件是一场真正的爱国主义革命运动,对参与者要全部给予平反。华国锋承认,他在毛泽东去世后继续对导致批邓的“右倾翻案风”进行批判是错误的。他建议,给1967年(二月逆流)因抵制“文革“而受到迫害的人平反;将彭德怀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陶铸案平反;摘掉给杨尚昆扣上的反党阴谋分子的帽子,恢复他的组织生活并重新做出任命;对康生进行批判。华国锋承认,应当从事实出发,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解决政治问题。华国锋在讲话中也不再提大寨这个样板。他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通过对已经变化的政治气氛做出让步,并在一些问题上完全改变自己的观点,华国锋避免了一场内讧。

然而,华国锋的一些亲密同事并没像他那样赶紧调头。时任党的副主席和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就坚决反对为大批干部平反和打破毛泽东思想的束缚,他当时仍掌管着“专案”和宣传工作。老干部们认为,汪原本是作为毛的忠实卫士获得了他当时的职位;而他在两年前逮捕四人帮时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又让他保住了这个本来就不应属于他的职位,并使他能继续在这个位置上阻碍进步。华国锋接受了党内的大气候以后,有两名与会者确信风向已变,于是未经协商就开始点名批评汪东兴。其他人也加入了批评的行列,将汪看成给受迫害的干部平反、摆脱僵化的毛泽东思想的最大障碍。汪东兴拒绝做出口头检讨,不过他在12月13日会议结束时提交了一份书面检讨。他承认自己在处理专案工作上犯了错误:“我对纠正冤假错案重视不够,行动不快,工作不力。”吴冷西、熊复和胡绳这3个笔杆子—他们跟华国锋和“两个凡是”站在一边---受到了严肃但较为温和的批评。

华国锋和汪东兴暂时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锋的3个支持者---吴德、纪登奎和陈锡联—也留在政治局内。迅速崛起的头号领导人邓小平对工作安排做了一些改变,但是他决定,已经作了检讨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成员不必撤换。他要避免对抗,以免让国内外的人知道中国正在进行权力斗争。中央工作会议不但为邓小平取代华国锋提供了推动力,而且成为一个高层干部更坦率地检讨以往的错误、思考未来新路线的论坛。有关农业的最大胆的发言之一,是胡耀邦在西北组的发言。他认为纪登奎的建议不足以解决农业问题。胡耀邦大胆主张,政治和经济活动全部统一在公社这个单位是不行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党必须想办法提高农民和当地干部的积极性。这些话是在表明他的同事对于把农业生产队分解成生产小组的普遍支持。不过,当时的任何人,包括胡耀邦和万里,都没有提到包产到户和解散公社的可能性。他们知道,这种讨论将在党内上层引起很大争议,动摇那些仍在试图维持集体所有制的地方干部的权威。

工作会议快要结束时,与会者转向了另一个共同关心的问题:哪些人应当增补进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由于邓小平不想撤掉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现任委员,因此与会者同意,为了在短期内补充新成员,只能扩大政治局。与会者接受了邓小平“只进不出”的意见,以及新委员应当是“敢做事”的人。西北组以举手表决方式推荐陈云、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进入政治局。在工作会议之后的正式会议上,这些推荐都得到了正式批准。邓小平实际上成了集体领导的代言人,尤其是在外交方面;同时他已经和叶帅一起掌握着对军队的权力。但是,陈云获得了人事问题上的权力,几周之内又接过了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权。就整体政治地位而论,也就是说,在决定政治大方向和挑选关键人选方面,陈云与邓小平平起平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