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美傅高义著 开辟邓小平时代

  第7章 三个转折点,1978(4)

 

邓为改革开放做准备

当邓小平从东南亚回国时,工作会议已经开了5天,叶帅向他简单介绍了政治气氛的变化,建议他为自己的新工作做好准备。叶帅深信,“大跃进”和“文革”的错误,是因为权力过度集中于一人手中所造成的。他促请华国锋和邓小平两人合作共事,一起领导党和国家。叶帅与邓小平见面时,邓小平同意应当加强集体领导,对个人宣传加以限制。华国锋也接受了叶帅的劝告,在党的政策内容上做出让步,并且同意由邓小平作为党的主要代言人。邓小平开始为自己的新角色做准备,而当时华国锋仍保留着党政军首脑的正式头衔。

邓小平与政治局常委见面,再次向同事们---他们都知道他跟毛的分歧—保证,他不会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毛主席为党做出了卓越贡献,党不应当像赫鲁晓夫抨击斯大林那样批判毛泽东。他还向他们保证,国家要继续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他还告诫说,中国不可能很快解决所有问题,不可以想当然地急于求成。还有一些难题只能留给下一代人解决。为了避免再次揭开“文革”的伤疤,他建议进一步研究此事。他说,国家只有稳定了,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要避免让群众和外界产生中国存在权力斗争的印象。

到12月2日,华国锋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做出让步之后,邓小平把坚定的改革派胡耀邦和于光远叫来,让他们负责准备他在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很少为讲话写提纲,但是为了这次会议,他在12月2日拿出一份有3页纸、共计1600字的说明,他就讲话的风格、内容和要点,向负责起草的人交代了他的要求。他要说明中国是多么落后,多么需要改革。邓小平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出新的政策,因此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人手做这样的准备。他向齐聚一堂的中共领导干部概述了他在新时代的思路。讲话反映着他对自己当时苦苦思索的一些大问题的想法:如何鼓励新思想,同时尽量减少保守派干部的抵制;如何既尊重毛泽东,又要摆脱他的路线;如何既保持乐观,又要避免以后的失望;如何既维护稳定,又开放经济;如何即给予地方干部灵活空间,又能维护国家的发展重点。

在他为了与讲稿起草人第一次见面而准备的提纲中,邓小平列出了7个主题:1、解放思想;2、发扬党内民主,加强法制;3、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4、克服严重的官僚主义;5、允许一些地方和部分企业先富起来;6、在经营管理上“加强责任制”;7、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第二次见面时,邓小平对起草人说,他决定把后面几个主题合并成一个,在最后的讲稿中只谈4个问题。在12月13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一开口就直奔主题:“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称赞这次工作会议是1957年以来党内最好、最开放的一次讨论会。

邓小平既要赞扬毛泽东,又要为脱离毛的某些政策留出空间,他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但是不必匆忙去做。”他表达了党内高层的一种主流观点:中国的两次灾难---“大跃进”和“文革”是由于制度造成的,这种制度允许一个统治,容不下不同的声音。因此中国需要建立法制,这样的话一个人不管能力有多大,都不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邓小平实现现代化的战略,与毛泽东依靠精神鼓励搞“大跃进”的做法截然不同。他说:“调动积极性不能没有经济手段。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响应号召,但这种方法只能短时间内有效。”邓小平还特别提出,要给地方干部更大的灵活性,让他们发挥主动精神。邓小平说,集体负责论实际上是“无人负责”。他主张将责任落实到个人,同时承认为此必须给予个人权力。

邓小平支持为“文革”中的冤案平反:“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但他坚决反对人们向过去整过自己或自己亲友的人“算账”。为了避免冤冤相报,平反工作要快,不能拖泥带水。他说,不应纠缠于“文革”,因为他知道这只会造成分裂,可以让时间去解决问题。对参与过打砸抢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绝不能重用。但是,对犯过错误但做了真诚检讨的人,要给他们机会。邓小平试图提前考虑一些新政策可能带来的问题,并淡化那些将会对新政策不满的人的敌意。他知道不平等会加大---由于即将发生的那些变化的速度和中国人民的多种需求,“一部分人会先富起来”。邓小平还打算开放一部分市场。他对同事们说,不要担心市场会带来经济混乱。他承认,在负责整体计划的人和获得更多自主权的地方干部之间会产生一些矛盾,利益冲突可能比以前更严重,但是他认为,从长远看,生产力的发展会使这些问题得到解决。

为了对即将到来的很多变化做好准备,邓小平建议党的干部学习三种知识:经济学、科学技术和管理。他具体说明了应当如何评价干部:对经济单位的党委进行评价,主要是看它采用先进管理方法的情况,它在技术创新上取得的进步的多少,它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利润增长状况。邓小平讲话中的很多思想,对于西方的工商业管理者来说就像常识,其中一些思想甚至能从中国1949年以前和1950年代初及1960年代初较稳定时期的政策中找到来源。但是对于1978年领导国家的人来说,邓小平这些思想代表着从根本上摆脱毛泽东时代。与会者有理由期待,那个由大规模群众运动、阶级斗争、僵化的意识形态、英雄崇拜、高度集体化和全面计划经济所构成的时代终于结束了,中国开始进入可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