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美傅高义著 邓小平时代

 第7章 三个转折点,1978(5) 

 

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日-22日

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18日星期一在京西宾馆召开,而中央工作会议上周五刚在这里结束。从某种意义上说,三中全会是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庆祝会,是向中国民众和外部世界宣布新路线得到正式批准的仪式。按中央工作会议取得的一致意见,华国锋保留了他的正式头衔:党的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则继续担任他的职务:国务院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但是外国媒体和外交界像中国民众一样,很快就明白了副总理邓小平实际上已成为头号领导人。

在三中全会上收获最大的是陈云。三中全会之前他甚至不是政治局委员,在全会上他却成了政治局常委。全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陈云被任命为第一书记。他取代汪东兴获得了对需要平反的案件最后拍板的权力。

通常最高领导人都要在全会上作主题报告,但是由于华国锋是名义首脑,邓小平才是头号领导人,因此很难决定由谁来作这个报告。全会的组织者解决这种尴尬局面的办法是取消了报告。虽然华国锋主持了最后的会议,但与会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两个在全体中央委员面前相邻而坐,真正握有实权并今后将领导国家的人物身上:邓小平和陈云。东北组的组长任仲夷说,就像遵义会议代表着毛泽东思想对教条主义的胜利一样,三中全会代表着党内民主讨论的优良传统对“两个凡是”的胜利。

没有加冕的权力交接

在世界政治史上,很难再找到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人成了一个大国的领导人,却没有任何公开、正式的权力交接仪式。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是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而在三中全会成为头号领导人之后,他依旧是党的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不仅没有为他举行的加冕礼或就职仪式,甚至没有公开宣布他已经登上最高职位。是哪一些奇特的环境因素结合在一起,导致了这种不同寻常的情况?它又会带来什么后果?

在三中全会期间,中国的领导层想避免让民众和外部世界产生中国正在发生一场权力斗争的印象。华国锋在1976年刚刚上台,最高领导层担心领导班子的突然变化会导致国内的不稳定,损害中国吸引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努力。在此后的两年半里,邓小平确实把华国锋送到了一边,并成为了无可匹敌的最高领导人,但他是通过一个相对有序的过程一步步做到这一点的,因而没有使中国民众和整个世界感到不安。

党内高层没有给邓小平任何新的头衔,还因为他们担心一人大权独揽的危险。如果继续掌权的是华国锋,就没有必要有这样的担心。在华国锋当政时,叶帅等人担心的不是他权力过大,而是他权力不够,很难有所作为。然而对于邓小平,他们就有担心的理由了。邓小平充满自信,做事坚决果断,稳健踏实,因此他们害怕邓有可能变得专断。于是给邓小平实际权力,却不给他正式的名衔,这种奇怪的安排能够运转,是因为大家都明白实情,也因为邓小平本人更感兴趣的是实权,而不是名衔。他愿意在没有正式名分的条件下接过工作,不要求公开张扬。

从1978年12月的三中全会到1979年12月,当邓小平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开始架空华国锋时,他和华国锋在公开场合的发言中谈起对方时相互都很尊重。但是在1979年华国锋毕竟仍是主席,而邓小平行使着非正式的权力,两人的关系变得特别尴尬。如果摊牌的话,邓小平的非正式权力足以压倒华国锋名义上的权威,但邓小平像他的同事一样,力求避免任何公开的不和。华国锋继续主持会议,在公开会议上仍代表党和政府。他拥有叶帅和李先念这两位老资格顾问的支持,他们担心一人独裁,主张集体领导。

到1979年夏天,邓小平要收紧控制、建立更有效的统治架构时,便开始逐步削弱华国锋并终于让他靠边站了。当三中全会上开始提升邓小平的权力时,离天安门数百米远的地方,示威者们正在往墙上贴大字报,他们直接或间接地支持邓小平,批判林彪和“四人帮”;有些人甚至大胆抨击毛泽东本人。没过多久,一些大字报甚至开始批评中共和邓小平。这些大字报不只让邓小平头痛,还迫使他处理一个在他担任头号领导人期间始终纠缠着他的问题:应当允许多大程度的自由?党和政府应当在哪里并且以何种方式为异见的公开表达划定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