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美傅高义著 开辟邓小平时代

  第8章 为自由设限,1978-1979(1)

 

“文革”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和“四人帮”的被捕而揠旗息鼓,很多多年不敢讲话的中国人十分渴望有畅所欲言的机会。有人想反击迫害过他们的人,有人要保护自己,还有人只是想诉说自己及其亲友蒙受的苦难。有些党的领导人从这种被压抑的怨气中,看到了用来对付其敌人的机会。还有一些人并无政治目的,只想表达个人感情。但是,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对制度有全局思考的中共领导人担心,如果允许“太多的”自由,允许有组织的抗议,国家有可能再次陷入“文革”那样的混乱。自由的边界能够放得多宽,而不至于使中国社会陷入1949年以前或“文革”式的混乱?在整个邓小平时代,这一直是造成分歧的一个核心问题。

在判断民众的批评浪潮在何种情况下会导致秩序崩溃这一点上,中共领导人并无共同标准。因此,对于如何设定和维护这条界线,他们内部也难免发生分歧。主管科学、高教、青年事务和统战工作的干部,往往会代表与他们共事的人的观点,一般会赞成较多的言论自由。负责公共治安的干部则较为慎重,主张对自由进行更多的限制。宣传部门的领导者往往摇摆不定。实际上,在后毛泽东时代冲击言论边界的人,通常都是勇敢的年轻人、党员和老干部,或是有当权的亲朋好友能够为他们提供保护的人。

从原则上说,邓小平赞成扩大自由,他愿意在这方面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但是由于他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的最终责任,当他对秩序能否维持产生疑虑时,他会迅速收紧控制。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感受到了群众对于结束“文革”、开启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广泛支持,因此他允许了两次重要论战的开展。这两次论战一次是在民众中自发产生并对公众开放的,它最初出现在离天安门广场不远的一道墙上,即后来广为人知的“西单民主墙”,后又扩散到全国其他城市。另一次是党发起的论战,只局限于党内,它使一些知识分子和党内主管文化政策的领导干部走到了一些,探讨他们在新时期工作的指导方针。

“民主墙”:1978年11月-1979年3月

在中国的村镇、城市小区以及公交车站这类人群聚集的地方,在宣传栏上张贴官方公告和报纸,是一种延续了多年的习惯。北京最受公众关注的地方,大概是天安门以西一千余米处的西单一面墙上的宣传栏。这道巨大的灰砖墙有三米多高,二百米长,它旁边是北京最繁忙的公交车站之一,有多路公交车交会于此。在“文革”期间,西单墙上贴满了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的大字报。在1976年4月5日示威期间,墙上又贴了许多谴责“四人帮”、歌颂周恩来和拥护邓小平的大字报。

1978年11月19日,即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不到一周后,在新的政治气氛下,报刊销售点还尚未开售的共青团杂志《中国青年》的完整一期,被一页一页贴到墙上。这本共青团杂志在“文革”期间被关闭,几个月以前它成为最先获得复刊批准的杂志之一。在胡耀邦的鼓励下,共青团的干部把杂志第一期送厂付印,计划于9月11日发行。但是当时主管宣传的汪东兴看到打算刊出的内容后,立刻下令把它撤回,他批评说,杂志没有华主席的题词、没有纪念毛主席的文章,却有“童怀周”的《天安门革命诗抄》。可是杂志编辑部的人员并不那么容易屈服。几天后的9月20日,一些杂志被送到了报刊销售占。但是到了报刊销售点后,汪东兴马上派人把杂志全部收回,不许再发售,并禁止它再发行。11月19日出现在西单上的,便是这一期被收回和禁止发行的杂志。这件事发生在北京市委决定给“四五”事件平反的4天之后。

张贴出来的杂志引起了巨大的关注。这份共青团杂志中的一些文章强烈要求为那些因参加“四五”游行仍在蹲监狱的年轻人平反。还有一些文章反对“两个凡是”,提出的问题不但涉及林彪和“四人帮”,而且直接涉及毛泽东。不难理解,毛泽东的前贴身卫士和忠实的维护者汪东兴,为何会对这些批评感到恼火。随着新在大字报在西单墙上继续出现,那里开始弥漫着一种兴奋感。许多大字报出自年轻人之手,他们是高干子女,能窥探到当时正在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的气氛变化。还有一些政治上比较老练的人,隐晦地提到党内正在发生的争论,抨击“两个凡是”,要求重新评价“四五”事件。

还有一些贴大字报的,是因为突然获得自由而异常兴奋的年轻人,但他们一直生活在封闭的社会里,缺少经验和智慧去恰当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此外,鼓吹自由民主的人,和他们的批评者一样,对国外的情况缺少体验,知之甚少。他们开始质疑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又看到另一些国家在经济上远比中国发达,于是对西方民主表现出几近天真的信仰。还有一些写道,他们被灌输的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全都是错误的。西单墙变成了闻名遐迩的“西单民主墙”,在最高峰时,每天都有数万群众驻足于这道墙前。类似的墙也出现在全国其他一些城市中。

11月26日,即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在“两个凡是”上公开做出让步的次日,邓小平对日本民主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评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此外,叶帅和胡耀邦也表示支持群众用大字报表达他们的观点。

西单前的群众一直很守秩序。但是几周之后,有些人开始贴出有政治诉求的言论,要求民主与法治。北京的公安干部报告民主墙附近有一些打斗情况发生,并担心那里有增无减的人群可能会威胁到治安。事实上,邓小平在11月底与佐佐木良作的谈话中就已经警告说,有些大字报的言论不利于安定团结和实现四化。但是,在民主墙出现一个月之后,当三中全会临近结束时,中国的高层领导仍然愿意支持用大字报表达意见的自由。例如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讲话中说,这次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

“民主墙”上的言论在1月中旬变得更加政治化。1月14日,一群人打出了写有“全中国受迫害的人”的旗帜,他们宣布“要民主,要人权”,从天安门游行到中南海的大门口,这里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他们要进入大门,但被武装军人拦住。1月17日,一群自称“中国人权联盟”的抗议者印了一份十九条宣言,要求言论自由、对党和政府领导人进行评价的权利、公开政府预算、允许旁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允许与外国大使馆自由接触、为知青安排工作等。这些愤怒的抗议发生在邓小平出发访美的前几天,但邓小平并没有对此进行限制。到3月时,“民主墙”上张贴了更多抨击中共统治的基本制度的文章。由于政府未加限制,人们变得更加大胆,他们开始批评整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政治体制,甚至开始批评邓小平。

大约就在这时,中国的对越战争已经结束,邓小平可以把更多的精力转向“民主墙”和理论工作务虚会等国内事务。直到那时民主墙在政治上对邓小平一直有很大价值:它使群众能够有一个渠道表明他们反对“两个凡是”,反对“四五”事件的处理方式,反对毛泽东的错误,这为邓小平提供了更大的政治空间。邓小平刚刚接过权杖时,可能理论上认为民主很有吸引力;他鼓励在党内有更多的民主讨论。但是,当抗议者吸引了大批群众,开始反对中共领导的根本制度时,他断然采取措施压制了这种挑战。3月28日,北京市政府的干部根据正在发生变化的政治气候和邓小平本人的意见,发出规定宣布:“禁止一切反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口号、大字报、书籍、图片等材料。”

就像在中国的帝制时代一样,维持秩序靠的是统一命令,对为首者要严惩不贷。3月29日,即魏京生在“民主墙”贴出要求民主的大字报4天后,他就被抓了起来。消息灵通的外国人估计,在随后几周里北京大约逮捕了30人,没有关于死亡的报道。媒体开始发表批评“民主墙”上一些大字报的文章。西单的大字报在1979年12月才被正式禁止,但是“民主墙”在3月底就已寿终正寝。据于光远说,胡耀邦作为一名听话的干部公开支持了邓小平的决定,但是参加过理论工作务虚会公开讨论的干部都知道,胡耀邦个人认为允许更大的自由并不会威胁到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