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美傅高义著

   第1章 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1904-1969(下)

 

建立中共政权,1949-1966

1949年,邓小平成了西南局的党委第一书记,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1952年,直到各大区主要领导人奉调回京。1952年,各大区的领导人奉调回到已经统治了全国的中央政府,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政府副总理。1956年,邓小平被任命为党的总书记—这是处理党的日常工作的关键职位---和政治局常委之一。1953年,财政部长薄一波丢掉了职务,毛泽东任命邓小平接替了他。当时,毛泽东经常和高级干部开会,邓小平每个月都要和他一起开好几次会。1953年底,邓小平和际云向毛泽东密报了中共统治早期面临的最严重人事问题:高岗有分裂党的危险,毛泽东听取了他们的警告,邓小平和陈云在处理这一事件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1960年毛泽东与苏联决裂,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国家。不过,他也花了很多时间思考如何对付列强。从1952年到1955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也要参与有关外交事务的讨论。从1956年到1966年担任总书记的邓小平,则要处理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在这个时期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大多数国家都是共产党国家。1956年2月他是赴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团团长,赫鲁晓夫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谴责了斯大林。他马上敏锐地意识到,此事不但关系到苏联国内,而且会产生国际影响。回到北京后,他把讲话的内容向毛泽东做了汇报,由毛泽东决定如何应对。邓小平很快就意识到,对斯大林的全面批判将殃及那些和斯大林一些工作的人,削弱苏共的权威。

邓小平在八大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被提拔为总书记,作为政治局常委他是党的六名最高领导人之一。邓小平在1957年11月陪同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毛指着邓说:“看见那个小个子了吗? 他非常聪明,前程远大。”据赫鲁晓夫回忆:“毛泽东认为他是领导层中最有前途的成员。”毛泽东在1957年夏发动“反右”运动,错误地打击了那些严厉批判中共的人。毛泽东吩咐邓小平具体操办这场运动,他本人则带头进行批判,把大约55万名知识分子划为右派。邓小平在“双百”运动中曾对党的地方干部说,要听得进批评意见,不要打击报复。可是在“反右”运动中,有的知识分子傲慢自大,不公正地批评那些为完成复杂繁重的任务而苦干的干部让他感到恼怒。“反右 ”运动影响了中国大批科技人才,也使很多人疏远了中共。本来有可能阻止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批评者变得噤若寒蝉。毛头脑发热想出来的这种乌托邦式的“大跃进”,要以蛮干的方式在短短几年内彻底改造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大跃进”开始后,特别是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不再像以前那样不时征求身边干部的意见,很多忠实于毛的人也变得沉默不语。

邓小平作为执行者,要比毛泽东这个哲学家、诗人和梦想家更加务实;毛泽东看重邓小平和林彪等人,也是因为他们既能直率地向他说出自己的看法,又很少公开去讲。邓小平像党内许多忠诚的干部一样,很清楚毛在“大跃进”期间不愿容忍不同意见,因此他也没有批评毛泽东。此外,他和另一些人都认为,毛泽东在内战和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做出的决策往往都被证明是正确的,所以他们宁愿把怀疑放在一边,一心执行毛的命令。走入歧途的“大跃进”在全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另一个问题是对环境的破坏。据外国分析家估计,“大跃进”期间和此后数年间,全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达到了4000万。1959年以前,邓小平在贯彻毛的“大跃进”计划时一直是个听话的干部。但是当乌托邦试验的灾难性后果显露出来时,他却承担着不令人羡慕的任务,他向党的地方干部发出指示,让他们想方设法渡过难关。“大跃进”进行了一年后的1959年夏天,邓小平在玩儿台球时不慎滑倒摔断了腿,医生的诊断是他几个月内难以恢复工作;有些知情人认为,邓小平这是有意避开会议,因为他知道自己会被要求拥护毛泽东继续搞“大跃进”的做法,他要避免陷入这种处境。

几个月后邓小平重新工作,他继续听从毛的命令,但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毛泽东惟命是从了。从1960年到1961年,邓小平积极参与了对工业、农业、教育和其他部门的务实的调整。当时毛泽东没有批评这些措施,可是他后来发牢骚说,他讲话时邓小平坐在房间最后面,对他的话充耳不闻。他抱怨手下的干部把他当作已经作古的人,虽然敬着他,却把他的话当耳旁风。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他的同事在一次政变中赶下台之后,毛泽东就对那些没有对他言听计从的部下感到不放心,更多地谈到培养接班人的问题。1965年2月,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引发批评,说党的干部没有完全拥护毛的革命路线。毛在1966年5月中旬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亲自带头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毛泽东看来,“走资派”就是那些我行我素、没有完全服从他领导的人。他动员红卫兵和造反派批斗当权派,同时依靠林彪控制军队,将一大批老干部轰下台。

对大跃进的普遍不满让毛怒气冲天。例如,刘少奇在1962年的7000人大会上指责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使毛泽东十分气愤。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之后继续和刘少奇一起密切工作,也让毛泽东感到不快。因此当1966年毛泽东批判刘少奇时,也把矛头指向邓小平,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第二号人物”。从1966年底开始的批判日复一日地持续了数月,报纸广播对刘邓的批判铺天盖地。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和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却得不到任何必要的治疗,与家人天各一方,在软禁中死于开封;他的妻子也被关进了监狱。1967年,邓小平夫妻被软禁在中南海的家中。他们的处境比很多挨批判的干部要好得多。在中南海里,他们得以免受红卫兵的批斗,并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厨师和一名警卫。

邓小平的子女并没有得到同样的保护。他们受到红卫兵的批斗,被迫交待父亲的罪行。大女儿邓林在艺术学院受到批斗,在北京大学念物理的长子邓朴方也在校内受到迫害。1967年,两个年龄较小的孩子邓榕和邓质方被赶到北京拥挤的工人宿舍,不许和父母见面。后来,三姐妹和邓质方都被下放农村参加劳动。1968年,成立了一个调查邓小平“罪行”的“专案组”。他们向认识邓小平的人提问,调查他脱离红七军、与被毛泽东批判的彭德怀继续保持良好关系等罪行。在1969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江青要求把邓小平开除出党,被毛泽东拒绝。1969年第一次中苏边境冲突后,10月毛泽东发出指示,要把一些高级干部流放到地方去。朱德和董必武被派往广东,叶剑英去了湖南,聂荣臻和陈毅去了河南;陈云、王震和邓小平去了江西的不同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