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美傅高义著

   第14章 广东和福建的试验,1979-1984(2)

 

邓小平的试验及其批评者

20年来中国一直在搜集80多个国家所建立的出口加工区的有关资料。这些国家设立的加工区旨在绕开繁琐的进出口规章,输入生产所需要的原料,用当地廉价劳动力生产产品后再将其出口,不必经过一般的正规进出口程序。在中国,直到1978年,建立出口加工区的努力一直得不到必要的政治支持。从1979年开始,广东毗邻香港的地区实际上变成了加工区。

但是,邓小平不仅把广东和福建的特区看成出口加工区,他还有更大的考虑。他要建设的是工业、商业、农业、畜牧业、房地产和旅游业完备的综合性大都市。这些特区可以对各种办事方式进行灵活的试验。现代管理制度不但能改善中国的企业,而且可以为党政机关所用,使之变得更有效率。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发的第41号文件说,4个特区将“实行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制度和政策。经济特区将主要受市场调节”。

邓小平得不到在全国范围搞这种试验的支持,但对于保守的人来说,反对这种试验更不容易。这是因为在一地进行试验、成功之后再加以推广的思想,早就是中共惯用的智慧。广东比任何地方更适合做实验室。邓小平鼓励经济特区进行市场、工业、建筑业、劳动力、金融和外汇方面的试验。由于广东处在风口浪尖上,也就成了反对者攻击的目标,他们担心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外国帝国主义者会卷土重来,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受到破坏。广东也成了反对资源流向沿海地区的内地省份的批评对象。一些中国的批评者说,邓小平是在搞资本主义试验。但邓小平不这么看。他决心扩大市场,他个人对私人企业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反对意见。然而他也要让中共牢牢掌握控制权,防止资本家左右中国政治,他要保留土地公有,维持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继续国家的经济计划。邓小平说,中国不会变成资本主义;钱进不了他邓小平或华国锋的腰包。

开放广东、福建和其他沿海省份的决定,很快导致了工业从内地向沿海地区的大批转移。1979年广东的出口仅占全国出口的12%,而到了1980年代后期,随着出口的增长,中国每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出口来自广东。邓小平承认,广东和福建有可能先富起来。广东从国外赚到了更多的钱,可以高价购买货物,这刺激了其他一些省份把完成本省计划所必需的物资转运到广东。据估计,给予广东和福建灵活政策的决策至少涉及64家中央政府的单位。在指导各地的计划与广东相互协调的干部中,有来自国家计委、外交部、财政部、国家建委和物资部的人。广东的干部在1979年说服了北京的领导,广东与外国公司签订的协议不必事先交北京审批,尽管仍要报送中央。但运往广东的国有物资数量增长并不需要北京有关部委批准。由于市场变化无常,计算不同的税种变得极为复杂,于是北京同意广东每年将税收一次性上缴国库。

中国的南大门

特区的一个可能地点是上海,1930年代那里企业林立,住着大约30万外国人,是亚洲最国际化的城市。作为当时亚洲的主要金融和商业中心,上海遥遥领先于香港。它也是亚洲重要的工业中心,只有极少数日本城市超过它。但是在1978年,中国的计划工作者们担心把上海搞成试验区风险太大。如果上海的工业和财政收入受到负面影响,那将是中国的灾难。出生于上海的陈云也担心,上海屈从于洋人的“买办习气仍然很重,他反对把上海搞成试验区,这个意见占了上风。

广东和福建不同于上海,它们没有多少工业,即使走了弯路也不会有多大风险。它们的沿海地区靠近东南亚和香港,因此1949年后被认为有安全风险,北京在1978年以前一直限制那里工商业的发展。此外,即使与外国资本家的交往会造成精神污染,由于两省地处边陲,也不至于影响到北京的党中央。更重要的是,移民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的华人多来自广东和福建两省,他们会讲当地方言,很多人仍然与这些地方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一些人对吸引新的投资会大有帮助。

邓小平在1978年10月访日时曾说,他来日本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仙草”的。假如有一个地方能找到让中国起飞的“仙草”,这个地方就是香港。从1979年到1995年的直接对华投资中,大约有三分之二来自或至少经由香港这个中国的“南大门”。北京希望东南亚和美国等地的“海外华人”前来投资,但更想得到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港、澳、台的同胞的投资。当时,不把台湾计算在内,官方估计在中国大陆以外大约有820万祖籍广东和500万祖籍福建的华侨。两省在寻找投资时,这些人是争取资金的首选目标,虽然也欢迎其他来源的投资。1978年后回国的人大多数都是通过“南大门”返回他们在广东和福建的故乡。当时台湾和大陆还没有直接贸易,还要再等将近10年,台湾才允许居民去大陆旅行。

邓小平允许广东敞开大门,香港就成了投资、创业和外界知识的来源。香港遍地都是企业家,包括1948年中共军队攻取大陆后逃过去的成千上万的人。在1949年以前,香港一直是把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在一起的贸易中心。中共掌权后关闭了边境,使香港经济也受到打击。当时一些从上海和宁波逃过去的企业主,在香港建立起纺织业和全球航运业。到1960年代时香港已成为国际领先的金融中心。1970年代,早年在香港生活,后去英美、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留学的有才华的年轻人开始回到这座城市,他们熟知现代金融、高科技和国际市场。香港是一块企业家的风水宝地,而这些企业家十分熟悉西方的最新发展,与中国大陆有着相同的语言和文化,而且很乐于提供帮助。

在邓小平时代,广东和福建的干部,尤其是经济特区的官员,从香港这个大都会的人们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在1980年代初的广东街道上,仅凭外表和举止就能分辨出两种人,打扮时尚的人来自香港,另一些人则是土生土长的大陆人,然而这种差别逐渐消失了,到1992年邓小平时代结束时,许多广东南部的大陆人和香港居民已经难以区分。1982年,邓小平把一名前省委书记许家屯派往香港,担任中共在香港的最高代表,许和邓本人及北京高层均有直接联系;他到港后开始直接和香港精英接触。对于香港的工厂主来说,大陆的开放可谓恰逢其时:由于香港劳动力短缺,工资和成本上升,他们已经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而边境另一边低成本的劳动力,不但能够挽救香港服装厂、玩具厂和电子元件的厂主,还可以为他们提供广阔的机会。

中国到1980年代末时已经更加开放,内外交往扩展到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其他许多地方。香港商人与大陆打交道时使用的语言,就反映着这种交往的变化过程。在1978年后的最初几年里,香港和广东之间的交际语言是粤语,这是通行于香港和广东很多地方的一种方言。然而到1980年代末时,中国很多地方都越来越开放,于是普通话渐渐成了新的通用语言。深圳和珠海的很多居民来自北方,他们只说普通话,不讲粤语。香港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粤语也在继续使用,但是香港商人要与全国的合作伙伴交往,于是他们也开始学说普通话。这种语言上的变化反映着从地区性试验逐渐变为全国范围的对外开放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