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美傅高义著

  第十四章: 广东和福建的试验,1979-1984(4)

 

先行者对保守政治逆风

广东和福建的试验一经开始,两省的干部就不断感到来自北京的政治压力。虽然被赋予了向前闯的责任,但处在前途未卜的环境中,他们需要富有想象力地在无章可循的条件下完成任务,这就使他们很容易受到那些担忧变革的正统派的批评。北京各部委发出的一个又一个指示,最后都会加上一句广东和福建“概不例外”。当时广东和福建的干部必须尽力保持一种微妙而危险的平衡,既要做好吸引外资的工作,又要避免被人指为卖身投靠外国帝国主义。为鼓励外国公司前来办厂,应当给它们多少减免税优惠?如果允许一家合资企业生产某种产品,是否也应当允许它生产其他没有得到批准的产品?有些出口商品是否可以内销?

由于在公私利益之间并无严格界限,这可能会诱使当时仍然很穷的地方干部利用职权中饱私囊。能否接受外企的宴请?能否接受外企商人新年送的红包?能否用公司的车上下班或接送孩子上学?包括香港公司在内的境外公司在广东设厂可以得到激励,可是谁知道有些公司是不是广东人为了得到税收优惠而成立的“假外资”公司呢?正统派的干部总是伺机阻挠脱离计划经济的做法,压制改革派与外企合作的热情,他们要找到可供批评的行为并非难事。

一些北京高官对党纪在“文革”中受到的破坏已有认识,他们对赚钱机会可能会进一步侵蚀党的纪律更是深感忧虑。陈云一向对维持计划体制的有效运转、维护党纪极为关注,他在1981年12月22日的讲话中承认,“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但是他接着说,“也要充分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10天以后,他在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上说,有4个特区就够了,不要再搞新的特区了。一个月后他又说,“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家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陈云还担心特区设边界会使问题复杂化。他尤其反对特区单独发行货币,因为担心特区货币会对投资者更有吸引力,从而削弱人民币的地位。

陈云处事坚决,但很少动怒。在他为数不多的几次公开发火中,有一次就是在听说广东发生的严重丑闻之后。当时有成千上万名党员参与了引进外国商品、帮助建厂和销售产品的活动,走私、行贿和腐败成了严重问题。作为纪委书记,陈云对广东干部的违反党纪案件进行了严肃调查。他批评广东和福建的高层干部没有采取措施阻止这些现象的发生。

邓小平超然于纷争之外,不为受审查的干部说话。作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却一直跟推动改革的地方官员保持着密切联系。1980年1月,当地方干部因走私面对压力时,胡耀邦前往珠海特区,支持那些因阻止走私不力而受到指责的干部。几个月后他从一份来自蛇口的报告中得知,对超额完成指标的职工给予奖励的制度受到北京官员的阻挠,便对谷牧做出批示,要确保蛇口能够自由开展工作。当他看到另一份报告说北京官员阻碍蛇口的道路建设时,再次向谷牧做出批示,要制止那些部门的干预。据广东的干部说,胡耀邦总是全力支持他们,想方设法提供帮助。

1982年1月14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第一次就特区问题进行长时间讨论时,陈云批评了普遍的腐败现象。胡耀邦没有对陈云公开表示异议,但他在讨论结束时说,“特区只能前进,不能倒退。”广东省委、经委和纪检委的高层干部都是由北京任命的,次一级的省干部则由省里的领导任命。北京的官员担心下面串通一气封锁消息,因此要求所有的次一级干部都须向中央汇报有关省级领导人的情况,包括负面情况。这些广东干部虽是奉命行事,却被当地同事称为“打小报告的”。

广东的两个干部,王全国和薛光军,无论从个人关系还是职责上说,都有理由让北京的计划派充分了解广东的问题。副省长王全国同时兼任广东省计委主任,他来自河北,之前在提拔省长时没能如愿。任仲夷为了获得当地大批干部的全力支持,选择了早年在当地打过游击、本人不是中央委员的副省长刘田夫。1981年广东开会贯彻陈云的调整政策时,王全国给北京写信说,任仲夷在会上强调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要求,不提陈云关于紧缩的讲话。广东省委委员薛光军也向北京汇报了广东腐败问题。薛曾是陈云的老部下,他还向陈云投诉说,广东在搞资本主义。

1980年10月任仲夷到任广东时,正值陈云在大力推行调整政策,减少新建项目,减轻通货膨胀压力。而广东为吸引外资而扩大基础设施的努力,难免会加剧原材料紧张,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尽管任仲夷从个人角度十分尊重陈云,内战时他也在东北做过陈的部下,但是他认为自己的在广东的第一职责是吸引外资,为广东的快速发展做贡献。

“二进宫”

1981年底,北京官员对广东和福建经济犯罪的愤怒已经达到顶点。邓小平给胡耀邦做出书面指示说,北京要派一个小组去广东查清情况,并警醒全体党员注意有关问题。1982年1月5日,陈云提出了一份严厉打击走私活动的报告,由其 领导的中经委下发。邓小平在报告上批了“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八个字。

邓小平的试验遇到了压力。1982年1月20日至2月9日,他决定去广东度假。他说自己是去广东休息的,即不想听报告,也不想谈工作。其实他还是用了一个半小时仔细听取了任仲夷对广东,尤其是深圳和珠海的真实情况的汇报。邓小平对任仲夷说,他认为中央在这些地方实行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如果你们广东也认为正确,就把它落实好。”尽管邓小平的广东之行及其与任仲夷的见面,表明他十分在意改革试验,但他没有用公开支持任仲夷来表明自己的立场。

邓小平去广东时,在北京的陈云于1月25日把姚依林和另一些计划干部叫去,提醒他们“大跃进”时期贪求快造成的后果。他说,各省都想搞经济特区,如果允许这样做,外国资本家和投机分子又会冒出来。一些干部也进一步加大了批评经济特区的火力,认为特区有可能变得像解放前帝国主义者控制下的通商口岸城市的租界。

当任仲夷和刘田夫奉召进京参加2月13日至15日的中纪委会议时,形势到了紧要关头。地方官员把奉召进京称为“进宫”(指帝制时代地方官员进京接受训斥)。会议要求两人对何以未能阻止走私和腐败做出解释,并且警告他们改进工作。任仲夷按要求做了自我检讨。他还从广东带了68个人来京,意在表明广东干部在推动改革、严肃对待走私问题上是团结一致的。会上,另一些北京干部也加入了批评的行列,甚至上纲上线,说广东正在出现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正在从中渔利。还有人说,这种形势关系到更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这让广东的官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