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美傅高义著

 第15章 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1978-1982(1) 

 

邓小平推进经济现代化时喜欢讲“摸着石头过河”。其实,以往50年的经历已经使他对如何过这条特别的河形成了若干信条。其中之一便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在邓小平看来,戈尔巴乔夫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分明是误入歧途,因为“他将失去解决经济问题的权力。经济问题解决不了,人民会把他撤职的”。

邓小平明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十分复杂,他也知道自己缺乏研究全部细节的耐心。他本人在经济事务上不是战略高手,他需要有人充当中国的战略家—核查细节、确定问题、提出和评估不同的选择、设计可能的行动路线。对于这些重要的职级,他先是依靠陈云,后来依靠赵紫阳,但他保留着最后拍板的权力。他通过平衡经济及其他考量,解决重大经济问题上的政治分歧。他还承担着向公众解释经济政策的责任。

建设派和平衡派,1978-1981

1978年12月邓小平成为头号领导人时,刚刚回到最高领导层的陈云提醒人们注意经济中的潜在危险:经济增长的前景难以把握、预算失衡、购买外国技术远远超出了中国外汇储备的支付能力。在这个充满未知数的新时期,许多领导人都试图为经济出谋划策,各种意见众说纷纭。不过,当最高领导层汇总各种观点时,不同的意见逐渐成了对立的两极。一方以建设派为中心,他们热衷于引进新的工厂和基建项目;另一方以陈云为首,可以称为平衡派,他们行事谨慎,力求资源能被用于所有国家重点项目。

从1977年开始,一些建设派领导人着手选择可供引进的外国工厂,使其在中国安家落户。建设派看到日本和“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采用西方技术建设新设施,取得了世界上最快的增长率,也想如法炮制。1978年谷牧访欧之后,引进外国工厂的呼声越来越高,上层干部,主要是主管工业和交通运输的部委,在那些想使项目落户当地的地方干部的支持下,列出了未来几年希望获得的各类工厂项目的清单,然后派干部支欧洲选择可以提供技术和资金的合作伙伴。

谨慎的平衡派集中在财政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和各大银行。主管财政的官员把平衡预算、确保有足够的外汇偿还外债、控制通货膨胀等视为自己的责任。在制定经济计划时,他们尽力保证重点经济领域能够得到必要的原料、技术和人力,保证消费品不至于短缺。和华国锋一样,邓小平内心里属于希望看到快速进步的建设派。他喜欢项目管理者,因为他们能在逆境中完成重大项目,让人看到切实的进步。

邓小平成为头号领导人时,最著名的项目管理者群体是从1950年代开始就在一起共事的“石油帮”,邓小平在1952年到1966年担任分管能源和重工业发展的副总理时曾与他们亲密合作。“石油帮”的头号人物余秋里因领导大庆油田而得到毛泽东的表扬,但他在“文革”中被打成“邓派”成员。1975年邓小平负责国务院工作时,余秋里继续被任命为国家计委主任。自毛去世后,以余秋里为首的项目管理者就开始仓促地编制打算引进的技术清单,他们确实无暇认真分析引进工厂并使之运转所必需的步骤。

毛去世后不到一年半,华国锋不顾平衡派提出的问题,根据余秋里等项目管理者开列的清单,向五届全国人大提交了大约120个大型建设项目的清单。这些项目预计需要124亿美元,超过中国全年的出口总值。华国锋宣布,这个计划要求每年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华国锋交给余秋里的一项具体任务是开发新油田,以期从1973年石油危机后的高油价机会中获利。华国锋的设想是,生产更多的石油,通过出口石油赚取外汇,支付全部进口项目。然而事与愿违,尽管付出了艰苦的钻探努力,并没有发现新的大油田。

后来批评华国锋的人说他是在搞“洋跃进”—向部下施压,仓促上马各种计划,想通过显示他所带来的经济进步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他的支持者则反驳说,华国锋是在困难条件下尽心尽力,加紧为中国建立现代工业。邓小平完全支持余秋里,且和他同样热衷于引进外国工厂。1978年中,平衡派无力抵挡进口项目的热潮,转而向陈云寻求支持,尽管陈云当时还不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经济工作务虚会召开3周之后,未被邀请到会的陈云给李先念写信,表达了他对过分热衷于向外国借钱和引进工厂的一些同志的担忧。在当时,关于国家未来是否会具有对那些计划中的新项目的偿付能力,人们普遍持乐观估计,陈云是唯一对此提出公开质疑的高层领导人。

1978年12月,当党内高层依赖邓小平提供全面领导并具体主管外交和军事事务时,他们依赖陈云提供高层人事问题和经济决策方面的领导。他们相信,陈云能一如既往地提供最好的经济建议,他是新时期领导经济工作的头脑最清醒的人。1978年12月1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会上发言,对已经波及党内最高层的失控的狂热表示担心。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一直站在“大干快上”这一边,但当陈云于1978年12月发出缺少周密计划的警告后,邓转而支持陈云。邓认识到新时期的经济必须有一个稳固的基础。

到1979年3月,陈云收集了更多数据,做了更多分析,准备系统地提出建议,以削减引进外国工厂的合同,降低未来几年的经济指标。他的一些方案,甚至是其中的用语,都跟他在“大跃进”后的恢复时期所推行的紧缩政策极其相似,但他没有用过去的“紧缩”一词,因为它听起来及消极,而是用了“调整”一词。陈云建议在国务院下面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即财经委员会,负责监督经济计划和财政工作。陈云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主任,而过去几年里负责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将担任副主任。被任命为财经委秘书长、负责日常工作的领导人,是陈云最为器重的经济干部姚依林。

陈云对计划的基本态度是平衡:平衡收支、平衡贷款和偿付能力、平衡外汇收支。他还要平衡在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上的投资,平衡重工业和轻工业、工业和农业。陈云认为自1958年以来经济一直处于失衡状态,食品和消费品为重工业做出的牺牲超出了人民的承受能力。陈云也愿意让下面的市场有一定的灵活性,但他坚持以计划为主。这难免让那些希望在当地建新厂的人感到不快。胡耀邦和赵紫阳这时都支持调整,邓小平也解释说,为了给今后的发展创造稳固的基础,调整政策是必要的。

在1980年的下半年,陈云和平衡派处于攻势,且得到邓小平的支持。在9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赞成加快工业发展的人受到批评,被认为执行的是“文革”期间“错误的重工业政策。”为加强平衡派的势力,邓力群于1980年秋天在中央党校开课,分4讲介绍了陈云的经济思想。他大力推崇陈云,以至于有人指责他要搞个人崇拜。邓力群说,1949年以来陈云的政策建议都是正确的。“大跃进”错在哪儿?错在不听陈云的劝告。现在错在哪儿?也错在没有充分采纳陈云的明智意见。到1980年后期,陈云已经使主张对新项目和新基建收紧财政控制的干部牢牢掌管了经济工作。到1980年结束时,陈云和平衡派已牢牢把握着中国的经济政策。

紧缩带来了另外一些问题:邓小平必须向外国人做出解释,中国为何撕毁引进工厂和设备的合同。这个问题给中日关系带来的麻烦尤其严重,因为全部合同中有近一半是跟日本公司签订的;日本商业界在与中国交涉时保持着克制,但撤销已签订的协议还是让他们感到恼火。早在1979年3月第一次减少开支时,与日本签订的大约27亿美元的合同就被冻结。尤其是宝山钢铁厂项目的推迟,对很多相关的日本公司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1980年10月底,就在中国正式宣布推迟合同之前,和日本保持密切关系的姚依林被派往东京,以使日方对暂停合同的宣布有所准备。但是安抚日本高层领导人,将事情摆平,却是邓小平的任务。

邓小平难免要失去他在1978年10月访日之行中赢得的善意。邓直截了当地承认中国缺少经济,犯了错误,现在遇到了困难局面,无力为原来要购买的全部货物付款,也没有做好使用那些可能购买的工厂设备的适当准备。但是邓小平向日本人保证,中国愿意对蒙受损失的日本企业给予补偿;从长远看,待中国有了进一步发展,做出更好的准备后,愿意再恢复购买。很多日本企业只好咽下苦果,以便不至于损害未来和中国的业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