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美傅高义著

  第15章 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1978-1982(3)

 

乡镇企业

邓小平在1987年与南斯拉夫官员会谈时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并没有启动乡镇企业的试验,但这符合他的治国理念:只要是行之有效的事就给予支持。它也与赵紫阳的研究班子的建议相吻合:继续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但只要市场不干扰计划,就让市场发展。

虽然乡镇企业不在计划之内,但它们发展成长的条件已经成熟。公社的小工厂因公社取消而成为乡镇企业后,不但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公社的管理获得了独立,而且不再受公社地域的束缚,可以随意生产产品,按自己的愿望把它卖到任何地方。不同于国营工厂,它们有适应需求的灵活性;也不同于仍受着雇工不得超过7人这种限制的个体户,它们被看成“集体”性质,在意识形态上更易于被接受,因此规模也不受限制。随着棉麻和烟草一类经济作物产量的增加,乡镇企业可以把这些收成转化成棉制品、帆布、烟草等各种产品。

境外涌入的投资也为乡镇企业的增长提供了动力。在整个1980年代,乡镇企业一半以上的产量来自5个沿海省份: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和山东。而这些省份的投资和技术又是来自香港、台湾和海外华人。广东的很多乡镇企业引进外国技术,与当地官员合作,建设日益现代化的工厂,为国际市场制造产品。到1980年代中期时,面对政府要求国营企业提高效率的压力,一些国企甚至把合同转包给乡镇企业,让它们帮助自己完成生产计划。

乡镇企业也开始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料和人力。例如,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国营企业的工程师正常工作日在厂里按计划从事生产,周末则赶到上海以西不远的无锡、苏州和昆山的乡镇企业干活,那些企业的效率远高于一般国营工厂。到1980年代末时,乡镇企业消耗国有企业所需原料,小型乡镇企业浪费了本可以被国有企业更有效利用的燃料,轻装上阵的乡镇企业的竞争使国营企业更难以赚钱和为老职工及退休职工提供福利,这些情况已经让陈云感到不满。于是国家计划和财政部门的平衡派开始要求对乡镇企业加强监管,防止它们从国营企业吸走太多的资源的人力。

个体户

乡镇企业独立于政府,但仍受制于地方干部的领导。与个人所有的私营企业相比,乡镇企业被视为“集体企业”,更易于被中共的正统派所接受。但是,对于各类适合于个体企业提供的服务和产品,社会上存在着巨大的被抵制的需求。邓小平和他的同事知道城市需要小型私营企业,但是,如何才能让保守的干部同意恢复这种小企业呢?

答案是迫切需要给年轻人找到工作以免他们在城里闹事。到1978年失业人数已达数千万。在1977年后的最初几年,配给制使知青很难擅自回城,但是随着农民在市场上出售的剩余产品越来越多,城市家庭不需要配给票证也能想办法养活他们的返城子女了,于是有越来越多的知青开始悄悄返回城市,虽然他们回到城里也找不到工作。在1978年和1979年,估计有650万年轻人从农村回到了城市。到1980年代初,估计共有2000万知青和工人,回到了城市。由于国家财政十分紧张,国营企业没有钱雇用他们。因此,邓小平在1979年也利用城市青年日益增长的犯罪率说服其他领导人,让这些年轻人做“个体户”。于是在1980年初,城镇开始涌现出小商店和小食品摊。

但是,如何区分个体户和资本家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中讲过一个有8名雇员的雇主是在剥削他人劳动的例子。因此活学活用的北京政治领导人建议,只要个体户雇工不超过7人,而且自己也从事劳动,就应当被视为“劳动者”。

一旦得到允许,个体户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城镇里出现了各种小摊。有些地方只允许这类活动在晚上营业,于是变成了“夜市”。国务院在1981年7月颁布了指导个体经营发展的管理条例。地方政府开始就经营地点做出规定,并要求他们进行登记。城市服务业的复兴就像包产到户一样大受欢迎,无论对于能挣钱养活自己的人,还是能得到所需服务和商品的消费者都是如此。

1982年,由于发现有些个体户雇工超过8人,立刻引起了争论。但邓小平说,怕什么呢,难道这会危害到社会主义?他用了一个朴素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态度:如果农民养三只鸭子没有问题,那他又多养了一只鸭子就变成资本家了?给私营业主能雇多少人划出界线在当时仍是相当敏感的问题,需要由邓小平和陈云这样的人亲自拍板。邓小平对陈云说,如果公开讨论这个问题,会让人担心允许私营企业的政策有变。因此他建议“雇工问题,放两年再说”。

这段时间邓小平继续避免公开表态,他的策略是允许私营企业发展,但不使其引起舆论上的反对。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中共正式同意了个体户可以雇用7名以上的员工。邓小平用他的改革方式又一次赢得了胜利:不争论,先尝试,见效之后再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