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美傅高义著

   第16章 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步伐,1982-1989(1)

 

到1982年,陈云的紧缩政策已取得了成功,但有意思的是,这使邓小平更有理由推行让中国经济加速发展的政策。1980年中国的预算赤字高达财政收入的11.7%,到1982年已降至2.6%。外汇储备在1980年仅有40亿美元,到1982年已升至140亿美元。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则达到7.7%,几乎是4%这一预定数字的两倍。

关于增长率的讨论,1981-1983

到1981年,邓小平重新考虑了放缓增长率的经济调整政策问题。他开始谈论到2000年工农业产值要实现翻两番。他在一次会议上问道,如果要使国民生产总值从1980年到2000年翻两番,需要多快的增长速度。早已对此做过计算的胡耀邦立即回答:年均7.2%。但是由于陈云、姚依林和掌控着各计划部门的谨慎的干部们限制着基建投资的规模,1981年的经济增长只有5.2%。

1980年底,在讨论下一年的年度计划时,陈云的支持者姚依林说,尽管可以力争达到5%,但1981年可能实现的最高增长率是4%。胡耀邦则尽力维护邓小平的目标,于是他反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关于到2000年翻两番的讨论就毫无意义了。在1981年12月的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讨论“六五”计划和1982年的年度计划时,有关增长速度的分歧是如此严重,乃至全国人大既没有通过年度预算,也没有明确“六五”计划的增长目标。

陈云当时有一个观点:经济“就好比一只鸟,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对于那些想使经济更加开放、更快增长的人来说,陈云这种“鸟笼经济学”成了阻碍市场发展的过时思维的象征。陈云后来解释说,他所说的管制是指宏观调控;鸟笼可以是一国一省,在某些情况下也许比一国还大。

尽管陈云的批评者有时会让人觉得他反对改革,但事实并非如此。陈云支持赵紫阳在四川率先进行的让企业自负盈亏的改革;他赞成中央在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面给予企业更大的自由;他并不反对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并支持在工商业领域放松管制,让下级干部有更多的自由进行探索;他还同意在价格上要有一定的灵活性,使一些当地仍由计划管理的小商品转而进入市场交易。但是陈云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护计划体制的良好秩序,使重点工业部门得到它们需要的资源,并确保通货膨胀不至于失控。在这些问题上他表现得很固执。

中共十二大(1982年9月1日至11日)的大多数文件都是由谨慎的干部计划干部起草的。但在邓小平的坚持下,大会接受了到世纪末让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这一目标。邓小平坚定地重申,计划增长率大大低于实际增长率不是好事。陈云则再次强调未来20年的经济建设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前10年用较温和的增长打基础,后10年再谋求更快的增长。经过修订的“六五”计划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获得通过,它反映着谨慎的计划干部的胜利。

胡耀邦认为他能够为现代化做贡献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走遍全国所有市县,给地方干部打气。根据他对农村的观察,胡耀邦确信各地有能力发展得更快。针对陈云所主张的1980年代增长要慢一些,以便为1990年代更快的增长打好基础,胡耀邦回应说,现任的领导人应当在1980年代全力以赴,以免给1990年代领导经济工作的人留下不切实际的目标。在陈云和支持他的谨慎的计划干部看来,甚至包括赵紫阳在内,胡耀邦竭力支持地方干部的做法都过于随心所欲,而且了对遏制通货膨胀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胡耀邦在各地的视察使他和陈云发生了冲突。虽然两人在平反错案上曾经合作得很好,而且胡耀邦对陈云也仍然很尊敬,但陈云对胡耀邦的意见越来越大。在1983年1月12日一次讨论年度计划的会议上,邓小平再次指出,1981年开始的“六五”计划仍把年增长率定为3%-4%,可是实际增长率比这高一倍多。邓小平再次问,计划和实际情况差别如此之大,这合适吗?计划干部回答说“这样不会坏事”。邓小平于是采用他的典型风格,既要避免对抗,又要让他的战略占上风。面对他所不赞同的党内共识,邓小平的对策一贯是:“不争论,大胆地闯。”

赵紫阳,改革构思

赵紫阳希望避免政治斗争。虽然身为总理,但他并不干涉陈云和谨慎的计划干部领导计划经济的日常工作,而是和他的智囊团一些在常规的官僚体系之外,专注于如何引导相对封闭的经济变得更加开放这一重大问题。自然而然地,当赵紫阳和他的班子在北京待了两三年后,他在智囊团的帮助下形成了对于经济发展方向的新观点,而邓小平也会转向赵紫阳征求意见。此时邓小平已经对陈云和谨慎的计划干部领导下的缓慢增长失去了耐心,他开始离陈云而去,转而借助于赵紫阳及其智囊团。

赵紫阳直接同日本顾问、世界银行召集的各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官员展开合作,为中国应当如何进行转型构建思路。赵紫阳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大学教育,但外国人对他的学识、未知的好奇心、掌握新观念的能力以及分析水平都留有深刻印象。

赵紫阳的智囊团之一是一个小型的(30人)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它在农村改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个小组参与过制定包产到户政策的工作,后来每年都为中央起草有关调整农村政策的一号文件。赵的另一个智囊团是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它是为研究根本性的体制改革而成立的。它最初是中国科学院下属的一个体制改革研究小组,1980年改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受赵直接领导;1982年5月更名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升格为部级单位。最初由中组部派到赵紫阳手下任总理秘书的鲍彤,此时开始成为赵紫阳班子的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