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美傅高义著

   第16章 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步伐,1982-1989(4)

 

中苏改革的比较

社会主义计划体制最先是由苏联采用的,之后又进入中国,旨在帮助后发展国家追赶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地区。它使中国能够积累资本,并将资源用于最优先的领域。但是到1970年代时,中苏两国的经济都远远落后于更开放、更具竞争力的体制。然而,当1991年苏联和东欧的国家政权相继解体时,中国却自豪地宣称,它在1978年以后取得了年均10%的增长率。是什么因素使中国在1980年代的表现远优于苏联和东欧?

中国苏联相比具备很多优势。它有漫长的海岸线,可得利用比陆路运输更为便宜和方便的海洋运输。移居港澳台和东南亚、西方的华人及其后代有2000万之众,他们可以作为资本和知识的来源为中国所用。此外,中国大陆有潜在的巨大市场,地理和种族的同质性也对中国的成功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不论中国有哪些内在的固有优势,邓小平在关键性问题上做出了与苏联领导人截然不同的选择,而邓的选择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被证明要成功得多。

首先,他坚持共产党的权威。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废除苏共的垄断权力建立一套新的治理体系,而邓小平有一个从未动摇过的信念:当初按苏共模式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应当保持作为中国唯一的统治者的地位。在他看来,只有中共能够提供在中国进行稳定统治所需要的忠诚、纪律和信念。邓小平相信,中国需要单一的执政党领导国家,他的这一信念与20世纪中国的另外三位主要领导人—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一脉相承。但是邓小平也务实地面对需要做出的改革。邓在为高层领导岗位选拔人才上十分用心,而且鼓励下级干部也这样做。这些领导班子选定之后,就会给予他们相当的空间使其进取。

邓小平的做法是步步推进,不搞“大爆炸”式的一步到位。俄罗斯在1991年后听从了某些经济学家的建议,以“大爆炸”的方式迅速开放市场。与之相反,邓小平根据世行推荐的专家建议,接受了突然开放市场将导致混乱的观点。很多把制度视为理所当然的西方经济学家所不理解的事,他却深谙其中的道理:要建立全国性的制度,并为之配备能够适应当地文化与环境的体制、规章、法律和训练有素的人员,这是一项费时而又至关重要的工作。中国缺少必要的经验、规章以及精明的企业家或私人资本,不可能突然转向市场经济。邓小平知道,19世纪的日本和后来的其他东亚经济体,都花了几十年时间来建立使其可以追赶西方的制度。他如果突然解散现有的国营企业,必然引起大范围的失业,这从政治和社会角度都是难以承受的。因此他让陈云等人维持旧体制的运转,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同时允许市场逐步发育,使人们获取经验,让制度适应更加开放的经济。邓小平没有强制推行新的体制—包产到户、乡镇企业或私营企业,而是让地方开展这类试验,然后宣传成功的经验,让其他地方按自身条件加以采用。

邓小平全部改革战略的支撑点,是他坚定地相信中国必须从观念到贸易向外部世界全面开放。苏联领导人对于允许外国商人和企业在苏联办厂十分谨慎,也不敢放手派遣大批苏联学生去海外留学。邓小平知道,外国人和归国留学生带来的变化有可能使中国面对艰巨的调整问题,但是他坚信,一个国家只有保持开放才能最好地发展。他的一些同事担心外国人和各种外国做法会把中国搞得晕头转向,但邓相信中共足够强大,能够对事态加以控制。邓大力支持派遣官员和学生出国、翻译国外的书籍和文献、欢迎外国顾问和商人来华。有人害怕外国的竞争会危及中国的生活方式和利益,他对此类批评也有充分的准备。他认为外国公司的竞争非但搞不垮中国经济,反而能使中国人的生意越做越强。他也不担心出国的人会有很大一部分留在国外,因为他相信他们会继续帮助自己的祖国。

中国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巨变式的对外开放过程,并不完全是由邓小平启动的。事实上,毛泽东在1969年的中苏冲突后率先打开了国门,周恩来和华国锋又延续了毛所开创的路线。然而,邓小平的独到之处在于,他使国门大开,接纳外国的观念、技术和资本,其程度大大超过了他的前任。无论经历了何种挫折,他一直掌控着这个扩大开放的艰难过程。他把自己对中国潜力的深刻信念传播给国人,并运用高超的技巧穿越政治险阻,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人愿意放下架子,承认自身的落后,不断向外国学习他们所能学到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