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美傅高义著

   第17章 台湾、香港以及西藏问题(6)

 

经过一两个月的准备后,胡耀邦率领一个800人的代表团在1980年5月22日抵达西藏,将于次日参加毛泽东在1951年作为怀柔政策提出的“西藏十七条”签署29周年的庆典。胡耀邦花了一周时间了解情况并与当地干部座谈后,在一个5000人大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与会者多数为藏族干部。他提出了6项任务:1、让西藏人民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2、减轻经济负担,三到五年内对西藏人免税,免征购;3、农业生产实行承包到组;4、努力发展农业和畜牧业;5、促进教育,着手筹办西藏大学;6、加强汉藏团结,把大多数汉族干部调离西藏,培养更多当地藏族干部。胡耀邦表现得十分诚恳,他真诚地看待西藏面临的问题,并说明了将来改进工作的方式。在1987年下台之前,胡耀邦一直支持与西藏和解的政策。

在胡耀邦去西藏之前,分布于各省藏区的军工厂垄断着藏民所喜爱的毡帽、皮靴和其他货物的生产。胡耀邦的西藏之行后,军队的垄断被打破,西藏政府下属的工厂也得到允许生产这类产品。在胡耀邦1980年访问西藏后的几年里,在提拔藏族干部、改善藏民生活水平方面都取得了一定进步。1978年时西藏的干部中只有44.5%是藏人,1981年这一数字上升到54.4%,1985年时达到60.3%。在那些努力维持西藏秩序的汉族干部看来,胡耀邦的政策是在批评他们对藏人过于严厉。为了给当地藏族干部让路,一些汉族干部被调离到其他地区,仍留在西藏的汉人并不满意胡耀邦的政策;汉族干部得到命令不但要学藏语,还要倾听藏人的意见,这使他们难以保持维护政治秩序的权威。负责西藏治安的汉族干部特别担心藏人的喇嘛庙,它们在获得更多的自由之后,成了西藏民族主义的温床和组织藏人反抗的中心。北京那些谨慎的干部也像西藏的汉族干部一样,高调批评胡耀邦没有认识到在外国人支持下的西藏“分裂分子”的危险。

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所要求的自治程度比台湾得到的条件尤有过之,这是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关系的另一个因素。他们要求在西藏实行不同于中国其他地方的政治制度。他们还要求建立“大西藏”,将中国的所有藏区合并成一个政治上的新自治区。即使在最开明的北京干部看来,这些要求也大大超出了他们认为合理的范围。因此,谈判毫无结果。另一个难以克服的分歧是,流亡藏人要求把西藏的疆域扩大到其他省份的藏人居住区。藏人在7世纪曾控制着几乎和当时中国一样大的区域,此后一些较小的藏民社区便一直保留在四川、青海、甘肃和云南各省。即使最最开明的汉族干部,也反对这种藏人对疆域的巨大扩张。

达赖喇嘛看了他派去考察中国藏人状况的3个代表团的报告,在胡耀邦的西藏之行后,他于1981年3月23日致信邓小平说,“我们必须通过更好的相互理解,发展藏汉人民的友谊。”但是他又说,“实际上有90%以上的藏人都生活在焦虑之中。这种情况并非自然灾害所致,而是人为的。”北京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对此做出答复。北京的官员拖了4个月,直到1981年7月29日胡耀邦在北京会见嘉乐顿珠时,才表明了他们对达赖此前来信的观点。胡耀邦接到的指示是传达中国的新政策,要对西藏的分裂活动加强控制。胡耀邦向嘉乐顿珠列出了北京欢迎达赖回来的具体条件:达赖喇嘛可以享有1959年之前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他要住在北京而不是西藏,但可以访问西藏;他可以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政协副主席。

流亡藏人知道,接受这些条件可以使达赖喇嘛得到荣誉地位和一定的宗教自由,但并不拥有政治权力,因此他们拒绝了。达赖喇嘛决定不回国。邓小平要促成双方更亲密、更积极的关系的努力落空了,但还是避免了达赖喇嘛和北京领导人公开决裂。

1981年至1982年的沟通失败后,邓小平把西藏问题放到了一边,直到1984年中国市场化进程得到更广泛的民众支持,这为处理西藏问题提供了新的前景:经济增长和西藏与其他省份不断加深的联系,将成为新的养眼点。1984年2月27日至3月6日—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4年之后—北京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肯定了进一步开放西藏的政策。在此之前,获准去西藏的游客和外地商人寥寥无几,而在这次会议之后,商人可以几乎不受限制地去西藏做生意。邓小平希望,通过把藏人与全国的经济联系在一起、加快西藏的经济发展,增加藏人对政府的拥护。中央鼓励富裕的省份为西藏提供财政援助,派遣懂经济的干部帮助推动西藏发展,由此加强西藏和各省政府的联系。

作为减少分裂主义危险的一种努力,1985年有4000名西藏的优秀中学生被送到其他省份的学校以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俾使西藏和全国其他地方进一步联系在一起。1984年北京与西藏流亡团体也举行过若干次会谈,但未取得任何进展。这些会谈失败后,达赖喇嘛为打破与北京关系的僵局,试图通过向西方寻求支持对北京施压。他向各国派出信得过的年轻人介绍西藏的境况。达赖喇嘛会讲英语,能够以他深邃的信仰打动西方人,让很多西方人觉得那正是他们在自己物质化的日常生活中失去的品质。不过,尽管有外国对达赖喇嘛的普遍支持,没有任何外国政府正式承认西藏。而在中国政府看来,达赖喇嘛偶尔高调承诺愿意接受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却不愿意达成对他有约束力的协议。中国逐渐认为他因受制于流亡印度的8万极端分子而没有任何谈判的空间。

达赖喇嘛在争取欧洲人、美国国会议员、人权活动家和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使西藏的一些僧人变得头脑发热,他们大胆施压要求更多的自治。很多藏人乐观地认为,他们在西方人的支持下能够强迫中国政府让步。然而恰恰相反,北京的官员进一步加强了管制。1988年6月达赖喇嘛在欧洲议会演讲时重申藏人应当有权决定与西藏有关的一切事务,没出几个月,拉萨就在12月又发生了一次严重骚乱。198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达赖喇嘛,也让西藏僧人大受鼓舞,再次导致中共领导人收紧控制。

邓小平和达赖喇嘛无法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但双方都想避免全面冲突。1988年初北京释放了数位因从事政治活动而被捕的僧人。中国在1988年4月宣布,只要达赖喇嘛愿意放弃争取独立的做法,他就可以回西藏居住。达赖喇嘛则继续说,他接受中国的主权,他希望以和平的方式使西藏人获得更多自由。1989年1月,邓小平为了控制骚乱,向西藏派了一名新的党委书记—胡锦涛。胡锦涛和不同的干部谈话,但其基本目标反映了邓小平的政策:发展经济,扩大汉语教育,加强外部联系,和一些藏人展开合作,保持对分裂主义活动的严密控制。1989年春天,在北京学生示威的同时,西藏再次发生了骚乱,对此胡锦涛宣布实行戒严。

流亡藏人与北京领导人的僵局一直在持续,前者决心建立拥有真正自治权的大西藏,后者则相信通过发展经济、推动藏人接受汉族的教育和文化,将使西藏进一步融入全国的经济和文化。一些外国人和北京领导人之间的对立也在继续,前者想帮助藏人得到更大的自治,后者则因为中国的崛起而对阻止外国人这些做法的能力变得更加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