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美傅高义著

   第18章 为军事现代化做准备(3)

 

减少苏联的威胁

早在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会上讲话时就说过,由于苏联仍在忙于它的战略部署,美国则处于守势,因此“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进攻越南时有一点已经变得很清楚—中国决心捍卫它在东南亚的利益,这使苏联不敢在东南亚贸然与中国对抗。东欧的问题、漫长的中苏边境线、再加上邓小平打越南9个月后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这些事已经让苏联人疲于应付,而且由于中国已同美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苏联领导人拿不准如果它进攻中国,美国是否真的会袖手旁观。

邓小平通过展示中国的决心,打消了苏联急于在越南建立军事基地的想法,他接着又开始进一步减轻与苏联的紧张关系,以便能够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中国从越南撤军刚过两周,黄华外长就在北京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谢尔巴科夫,提议就两国关系正常化举行新的一轮会谈。从1979年4月到10月中旬,中苏两国为改善两国关系举行了5次副外长级的会谈。中方在这些会谈中表示,希望讨论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和两国的贸易与科学文化交流中存在的阻碍。

1979年8月29日第一个中国代表团赴苏联之前,邓小平指示说,代表团要向苏联转达改善中苏关系的两个条件:一是苏联要从蒙古撤出军队,二是不帮助越南占领柬埔寨。对于中方一直立场坚定的两个条件,苏联并没松动,但两国20年来第一次举行的这些谈判是在友好气氛中进行了,苏联给予了热诚的接待。莫斯科会谈几周之后苏联人入侵阿富汗,使苏联代表团出访北京被推迟,但也进一步降低了苏联进攻中国的可能。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不久,邓小平加上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第三个条件,苏联必须从阿富汗撤军。但邓小平并不着急,他已经达到了他的短期目标:减少与这个他认为最危险的超级大国发生冲突的危险,使中国可以集中精力发展民用经济。

邓小平为缓和中苏关系紧张所做的努力使苏联更容易以同样的姿态做出回应。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讲话中承认了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并表示愿意与其改善关系。邓小平断定,苏联要极力赶上美国的军力发展,又占领着阿富汗,它感到缓和中苏关系符合它的战略利益。勃列日涅夫不久后的11月10日去世时,邓小平指示黄华参加了他的葬礼,这是他要与苏联修好的又一个姿态。除了与苏联谈判之外,邓小平还试图把美国拉进来以降低苏联和越南扩张的危险。他知道美国当时没有兴趣卷入亚洲的地面战争。为了不使苏联称霸越南附近的海域,如果能让一家美国石油公司在那里钻探石油,岂不是一着妙棋?1979年3月19日,中国的一个石油代表团访美期间仅签订了一份合同,而合作方就是美国的阿科公司。它是唯一一家提议在海南和越南之间钻探石油的美国公司。既然有一家美国大公司在近海搞石油项目,邓小平有理由预期苏联对越南港口的使用会更加慎重。

邓小平还要确保中美安全合作能引起苏联的注意。当装载着监视苏联核武器动向的美国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的停机坪时,中方让飞机停靠在苏联航空公司的飞机旁边,有意使苏联明白那是什么设备;当这些设备运往靠近苏联边境的新疆时,中方故意不加隐瞒,意在让苏联不敢对中国贸然发起可能把美国牵扯进来的攻击。

和美国的军事合作

蒙代尔极为成功的访华之后,美国决定派国防部长布朗去北京讨论安全问题。这次访问计划是帮助推动技术转移的进程,尽管美国不会向中国出售尖端武器,但同意以个案方式考虑出售若干军事设备。1980年1月国防部长布朗抵达北京时,中方已研究了美国在武器出售方面的相关决策程序,搞清楚了美国考虑向中国出售技术的范围。中国向美方提供了他们希望得到的技术的清单,并同意以商业方式评估具体的个案。为了强调美国在向中国实施技术转移上的积极考虑,布朗举出了向中国提供陆地卫星D型的例子,美国后来把它提供给中国而没给苏联。在这次会谈中虽然取得了一些合作上的进展,但中方并不想依靠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他们仍然拒绝美方关于增加磋商和军舰互访的建议,不接受两国建立热线电话。

副总理兼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被选定回访华盛顿。耿飚在访美期间,和布朗国防部长探讨了假如苏联从中东向印度洋和东南亚方向扩张,中美两国对苏联威胁作出有效反应的具体方式。耿飚的言论反映着邓小平的观点,他说,中国在边境一带成功牵制了60万越南军队,这削弱了越南控制柬埔寨的能力,也阻止了越南控制马六甲海峡的图谋。耿飚完成访美之行时,两国间的技术交流开始起步,在战略问题上也有了更广泛的合作基础。作为这些会谈的成果,后来有了向美国派出中国军事院校代表团和军事后勤专家的安排。高层次的美国陆海军官员也回访了中国。中美两国的军队交流在1980年代迅速增多。这些交流因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戛然而止,直到20年后也未能完全恢复。

推迟军事现代化

在邓小平认为同苏联交战的可能性减少后,他开始不再把国家资源投向军事现代化,而是转向其他三个现代化,尤其是陈云倡导的优先领域—农业和轻工业。然而军队高层并没有那么多耐心。很多人自1950年代以来就等着获得现代军事装备,而他们屡屡失望,先是因为“大跃进”和“文革”,现在则是因为邓小平要先搞民用经济。邓小平必须对失望的军官一遍遍做出解释,为什么首先发展民用经济,再搞军事现代化是符合国家利益的。

在1979年和1980年初这个关键时期,邓小平仍然担任总参谋长,身边是一群既对过早退休的前景不快,又对新武器研发将被拖后的消息不满的将军们。此后,接任总参谋长一职的杨得志,也接过了继续解释为何要推迟军事现代化先搞好民用经济的责任。曾短暂担任过国防部长的耿飚和1982年被不平任命为国防部长的张爱萍也得向不满的军队干部解释邓小平的战略。因此,整个1980年代中国政府不断减少军费在预算中所占比例。据官方数字,军费开支从1979年开始改革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6%不断下降到1991年的1.4%。

1980年代,中国购买外国武器的花费只及越南的六分之一、台湾地区的一半,但中国的人口却分别是越南的20倍和台湾地区的50倍。此外,考虑到1980年至1989年的通货膨胀,美国分析家估计这10年的国防预算名义上增加了,但军队可以使用的资金其实是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