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美傅高义著

   第18章 为军事现代化做准备(4)

 

邓小平的军队领导班子

1980年12月华国锋靠边站后,邓小平成了中央军委主席,这一职位使他对军队事务掌握着无可挑战的控制权。1987年邓小平放弃了党的副主席和副总理的职务,但他一直保留着中央军委主席了职,直到1989年秋天才把它转交给江泽民。

华国锋正式卸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1980年12月)后,邓小平任命杨尚昆担任了中央军委秘书长。1956年到1966年邓小平担任总书记时,杨尚昆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与邓有过密切的工作关系。长久以来达成的信任感使他与邓交往自如。杨尚昆在1982年9月被提拔为负责日常工作的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他是一名出色的管理者,实际上成了邓小平在中央军委的代言人,他代表邓小平的观点,向邓小平汇报军委其他成员的看法。邓小平相信杨尚昆能管好军队,这使他得以脱身去处理其他问题。

1980年2月,邓小平完成权力过渡,遂辞去总参谋长职位,将军队的日常工作交给了杨得志。1982年邓小平任命张爱萍担任国防部长,又任命张担任了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75年张爱萍在邓小平手下工作时曾经卓有成效地搞过军事科技计划。他对研发高技术武器的战略意识和卓越管理能力,使他成为中国军队遴选重要项目、为高技术研发打基础的最佳人选。

扩大国防战略

邓小平上台时,苏联在远程战机和导弹上取得的进步,使毛泽东从边境迁往内地的“三线”工业顿显其防御能力不堪一击。但和过去的毛泽东一样,邓小平相信即使敌人拥有占优势的军事技术,“人民战争”和核武器的威胁可以降低中国受到攻击的可能性。但是中国也切针对苏联的技术进步做出调整。邓指示中国军队要做好准备,打一场“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这一概念由淮海战役的功臣、后来领导研发先进武器的粟裕于1977年提出。在1980年秋天的一次会议上,中国的军事领导人开始就中国的战略指导路线形成了共识,即不再被动地诱敌深入,而是准备进行更为积极的防御。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并没有参加美国与苏联的专家投入大量精力开展的那些关于如何阻止核战争的复杂讨论和计算。但到了1980年代中期,赴国外攻读西方战略思想的研究生和青年学者陆续回国,开始向国内介绍这些更加深奥的新知识。自从发展出核武器以后,中国一直在计划获得二次打击能力。随着新知识的引入,现在他们拓宽了思路。中国不再只强调“人民战争”和核打击,开始考虑发展能防止战争升级为全面核冲突的有限核打击和战术核武器的可能性。

邓小平从毛泽东那儿继承下来一支海军,它规模很小,而且已经完全过时。1975年邓在毛手下主政时,苏振华领导的海军提出过一个新的发展计划。1978年之后,由于对外贸易尤其是石油、无烟煤和铁矿石进口的大幅增长,中国的计划干部开始更加关心保障中国海上运输线的安全。中国还开始了在渤海湾和南海扩大海上能源的勘探,这使得保护有争议海域的勘探成为必需。但是当中国开始考虑发展应对这些新挑战的能力时,邓小平却要求有所节制。他在1979年7月对海军干部的讲话中,仍对发展海军的计划做了限制,他说,海军的作用是防御性的,旨在保护中国近海,中国没有任何称霸的野心。

甚至在十分优先的军事领域—导弹、卫星和潜艇—重点也仍是放在技术研发而不是大规模的生产上,只期望在必要时能够迅速生产更多武器。1980年中国试射了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并在不久后开始部署。早在1958年就开始了研制核潜艇的工作,1982年成功试射了第枚潜基弹道导弹。在邓小平时代,这类系统的部署一直以适度的规模进行。邓小平时代结束后,针对李登辉1995年试图搞台独的举动,此类研发和生产的步伐愈发加快。邓小平在1985年中央军委的讲话中总结了他对全球性威胁的看法,他说:“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他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能力发动大战,但不用担心,它们都“受到了挫折,遭遇了失败,因此都不敢动”。这使邓小平可以继续压低军费开支,把资源用于发展民用经济。

尽管与超级大国发生全面战争的危险已经减少,但邓小平和他的同事担心,随着两极世界被多极世界所取代,小范围战争的危险却在增加。日本、印度、越南、韩国和欧洲加强了它们在世界舞台上的经济和军事地位。因此解放军要把计划和训练的工作重心放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小规模冲突上,与和超级大国的全面战争相比,中国的军力更适合应付这一类冲突。军队为此提出了要求,要用更多资金研发适合地区战争的关键技术,如坦克、大炮、航空电子设备以及指挥和控制系统。

精简军队

中共领导层早就在考虑为军界和政界的高级干部规定强制性退休的年龄,但一直未能建立这种制度。干部没有任期限制,他们因为“对革命的贡献”而有资格意识。跃然所有重要的军事决策都是由邓小平拍板,但他花费时间精力最多的还是裁减军队老干部的问题。邓小平解释说,就军费而言,“世界各国军费用到人头上的并不多,主要是用在装备上。我们有一个很不好的情况,主要是人头上花钱多。我们指挥机构的人太多,战斗部队并不多”。实际上,邓担任头号领导人期间,在几乎所有军队干部会议上都会谈到退休问题。

在整个1980年代,邓小平继续从事着他在1975年开始的工作,让干部搞出新的裁员编制表,然后落实政策,堵上那些精明的干部为规避政策而发明出来的一切漏洞。他鼓励地方单位为军队的退休老干部和服完正常兵役的人安排工作。为了使退休更具吸引力,他情愿让他们保留很多在军队中享有的特权—住房、用车、医疗,甚至优厚的收入。邓在1982年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后,军队中的很多老领导成了该委员会的成员。

1985年6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要将解放军裁员100万。大规模的军队裁员始于1985年,到1988年基本完成。从1980年到1989年,地方单位在上级的要求下总共为154万名军人提供了地方上的职位。为了帮助复员军人就业,邓小平提出由军队提供更多的职业培训,俣军人退役后能在地方经济中发挥作用。邓小平还继续他在1975年开始的恢复和扩大军事院校的工作。其中顶级的院校是1985年9月成立的中国国防大学,用于培养有前途的军官。

军工企业的“军转民”

从1979年到1982年,接近一半的地方军工企业要么关门,要么开工率大幅降低。1980年代后期仍在开工的企业成功地转向了民品生产,尤其是电子消费品。此外,邓小平还要求军队把部分设备和技术转向民用经济。为单一军工向多样化转变提供机会的另一个领域是农业。军队的国营农场受到鼓励开展多样经营,在市场形成后把其部分产品在地方食品市场上出售。由于军队占用着数量可观的土地,它们也把土地出租给开发商和其他政府单位或企业,甚至成为这些企业的股东。当外国公司寻找设厂地点时,很多部队农场用它们价值不菲的地产作为资本入股,成立可以得到西方技术的合资企业。

军转民的商业活动使部队干部有机会改善单位的住房、医疗和娱乐设施,对离退休人员也可以提供住房补助和其他好处。军事单位赚了钱,甚至普通士兵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改善。这些新的收入来源可以使官兵也成为邓小平改革的利益相关者。邓小平面对的最大问题之一,是让内地的地方军工企业和军队工厂适应新的市场经济。在1978年,中国的军事技术远比民用技术先进,但是邓小平很关心技术军转民的“溢出”作用,也关心国外发达的民用技术如何向中国的军事工业“溢入”效应。1982年中共十二大后,大批军企转为民企身份,并获得了在市场上赚钱的机会,这一变化在1985年以后有助于减小军队的规模。

军队现代化的基础

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使中国领导人看到,外国的军事技术在1980年代取得了多大进展,中国已经变得多么落后,而邓小平在这个时期却限制军事预算,将资源转向民用经济。但是,通过把军事冲突的风险控制在低水平上,邓小平成功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也没有危及国家的安全。

然而,在1995年,当邓的接班人面对李登辉可能会宣布台湾独立这一切实的可能时,他们断定这一危险已足以促使中国必须做好军事准备,不仅要攻打台湾,还要阻止美国在可能的冲突中支持台湾。从1995年开始,由于江泽民在军事现代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军费的增加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很快就超出了阻止美国接近台湾所需要的能力;由于中国的能源要依靠海上通道,中国也开始发展海军,致力于成为一个全面的军事大国。邓小平给接班人留下了一支规模更小、教育水平更高、对现代战争的要求理解更深刻的军队,以及一个更强大的民用经济与技术基础,使他的接班人得以继续致力于军事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