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美傅高义著

第19章 政治的潮起潮落(1)  

 

1980年8月18日,一个中国公民对中共干部做出了严辞批评,堪称邓小平时代最辛辣、最全面的批评之一。他指责他们“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贪赃枉法,等等。这个公民是谁?邓小平。当邓小平在1980年8月说这番话时,东欧的共产党正在失去人民的支持。他讲话前一个月,波兰团结工会发动了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罢工。

邓小平和胡耀邦也非常担心,所以他们决定要降低这类问题在中国发生的风险,他们要扩大自由,使人民有机会对干部表达合理的意见,努力解决使群众有意见的问题。邓小平8月18日的讲话是他对允许更多自由的一次高调表态。在讲话中,他对民主做了积极评价。他主张扩大自由,要求党的领导人倾听批评意见,这使知识分子产生了期待,以致于多年以后他们仍把这篇讲话视为希望的灯塔。

讲话过了几周后,波兰的乱局仍在持续,中共上层的气氛也开始发生变化。领导层担心邓小平给了抗议者太多鼓励,中国的局势也有可能很快像波兰一样失控。邓小平讲话刚刚一个月,胡乔木给胡耀邦总书记写了一封长信,希望明确支持对骚乱做出更坚定的回应。胡乔木的信也反映了陈云的观点。胡乔木在信中警告说,独立的工会可以使异见分子团结在一起,造成大麻烦。胡耀邦没有给胡乔木答复。他仍然相信波兰给中国的真正教训是必须加快改革开放。然而风向已变。10月9日,胡乔木的信发出两周后,中央书记处将此信稍加修改后下发各单位。中宣部部长王任重指示说,不要再讨论邓小平的8月讲话。在1980年12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也宣布进行政治改革要慎重。

邓小平对1980年波兰罢工的反应,类似于1956年毛泽东对匈牙利和波兰起义的反应。先是允许开放言论,意在帮助改正官僚体制中最严重的弊端,争取那些感到需要有所改变的批评者。但是一旦发现对党的敌意威胁到了党的领导,就要进行压制。邓小平知道,毛泽东在1957年开展无情的反右运动断送了知识分子的拥护,因此,他在1980年试图走温和路线,要让知识分子继续支持现代化。邓小平没有像1957年的毛泽东那样开展打击知识分子的运动。但他显然压低了调子。在1980年12月的讲话中,邓小平没有直接否定自己8月的讲话,他继续从正面使用“民主”一词,但他仍旧坚持“民主集中制”,即党的决定一旦做出,党员就要执行。邓并没有放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但只有在断定时机成熟后他才会重提此事,而这个时机直到1986年才到来。

老干部退休

在1980年8月18日的讲话中,邓小平还谈到了另一个容易引起分歧的问题:“老同志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帮助党组织正确地选择接班人。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老同志当好他们的参谋。”当时还没有关于退休年龄的规定,很多老同志在打接班人的问题上拖拖拉拉。他们在事业高峰期赶上“文革”,被革职近10年,因而认为自己为党的事业做出了个人牺牲,现在终于能让他们发挥渴望已久的作用,但剩下的时间又没有几年了,因此不想放弃权力。

此时中共还没有为高级干部建立全面的退休政策。如何处理下级干部的退休事务不是是问题:上级干部制定规章,下面执行就是。麻烦在于如何对待北京的高层领导人。棘手之处在于细节:中国正进入一个关键时期,需要这些老干部训练和培养新一代接班人,如何处理这几百名老干部的退休问题?在8月18日的讲话中,邓小平对他的计划做了说明。成立一个地位很高的中央顾问委员会,让老干部担任荣誉职务,继续享受与职务挂钩的各种特权。后来,政治局的老干部确实变成了中顾委的核心成员。

此时,邓小平本人也打算在几年内退休。1982年2月中顾委正式成立,邓小平希望其成员辞去在党和政府中的正式职务。规定中顾委成员要有40年的党龄和领导经历,邓小平是第一任主任。中顾委的全部172位成员保留全薪、级别和各种待遇,但不再在正式决策部门任职。邓小平宣布,中顾委只会存在10年-15年。他解释说,之所以成立中顾委,是因为它的委员拥有过渡期所需要的特殊革命经验。但是邓小平也确立了在这些老革命辞世后将取消中顾委的原则。以后所有的职务也都会有任期限制。中顾委按原定计划于1992年解散,它给了老干部荣誉地位,减少了他们的权力。

《苦恋》和文化限制

胡乔木在1981年7月请邓小平拍板决定,刚拍摄完成的电影《苦恋》是否可以公映。提请邓小平注意是因为它的内容很有争议性,而且有可能成为近年来最热门的影片之一。这部影片,讲述一名艺术家在日占时期被迫逃离中国,在海外过了一段好日子后,1949年决定回来报效祖国。因为有海外经历,这名艺术家总是受到怀疑与迫害,他他始终忠于自己的国家。艺术家的女儿打算出国时,他不愿让她走,失望的女儿对父亲说:“你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你吗?”两人谈话后不久,这位艺术家死在逃避红卫兵迫害的路上。

邓小平看过电影后说,它“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他承认电影拍得不错,但这只能使它更加危险:“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邓小平的这个结论,为那些试图对“文革”受难文学进行区分的宣传干部提供了一个指导原则。给整个党抹黑的要予以禁止,只反映某些个人不好的可以放行。邓小平想制造一种比毛泽东时代更自由的气氛,因此剧本作者白桦尽管受到批判,邓小平仍允许他留在党内。甚至胡乔木这位正统思想的捍卫者也说,中央的文件要放弃“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说法,他的替代说法是“文学为人民和社会主义服务”,这扩大了可以接受的作品的范围。

但是,描写过去的小说数不胜数,要把可允许的作品和不能允许的作品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分歧依然严重。邓小平批评《苦恋》十几天后,在中宣部召开的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邓力群和胡乔木试图借助邓小平对《苦恋》的评语,筑起一道抗击批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文学作品的强大防线。但同样是在这次会议上,1950年代的“文艺沙皇”周扬却发表了赞成文艺多样化的讲话,讲话令人振奋。“文革”期间受过冲击的周扬,如今倡导的是他25年前作为“文艺沙皇”会批判的文学。

与会者对周扬的热烈支持使胡乔木处境难堪,他承认同志们有不同观点。但他坚持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他本人、邓力群和邓小平在整个1980年代用来批评那些他们认为过分迷恋西方自由的领导人的概念—是一项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