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美傅高义著

第19章 政治的潮起潮落(2)  

 

陈云对胡耀邦的批评

另一个战场针对的是胡耀邦给予地方干部灵活性的做法,这场斗争因陈云在1983年3月17日批评胡耀邦而达到顶峰。1983年1月赵紫阳出访非洲11国,为期一个月,胡耀邦接过了赵紫阳在政府中的部分工作。胡的作风比赵紫阳随意得多,例如,他知道煤炭短缺后,便跑到矿区鼓励人们尽其所能增加产量。他没有考虑到采煤时可能发生的问题,比如对环境的严重破坏,也没有预料到私人矿主经常不采取最基本的安全措施,结果发生了许多矿难。在慎重的计划工作者看来,胡耀邦是个不守纪律的鼓动家,他不充分考虑行动的后果,也不严肃看待他们精心制定的经济计划。

陈云听到胡耀邦不够尊重经济计划的汇报后很不高兴。他在3月14日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邓小平。第二天邓小平便把胡耀邦、赵紫阳和胡乔木叫来,批评了胡耀邦不严谨的领导方式。1983年3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召开的联席会议上,赵紫阳没有点胡耀邦的名,但严厉批评了他的活动,认为这干扰了有序的经济管理。胡耀邦的友人认为赵的批评大大超出必要,尽管赵后来对此予以否认。

在3月17日的这次会议上,陈云还谈到了10个问题:1、1980年提出调整经济是对的,没有调整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好的形势;2、2000年之前的这个时期要分成两个十年,头十年是打基础,后十年振兴;3、可以利用银行贷款或出售黄金暂时弥补预算赤字,但不能持续出现赤字;4、必须严肃看待各部委,尤其是综合部门有关经济形势的意见;5、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156个项目走了弯路是不对的;6、与李先念协商后在1973年至1974年购入的黄金储备是必需的;7、国家计委要从各部委和地方集中资金,搞重点建设;8、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对财经工作都要管,但重点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9、对乱上项目、乱用基建投资的现象,必须制止;10、中央书记处对经济问题要研究,但方法要改进,特别要了解综合部门的情况。

仍然支持胡耀邦的邓小平显然对陈云批评胡耀邦感到不安,会议一结束邓小平就说,今后由赵紫阳领导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全面负责经济工作,其他人不要插手。

反对精神污染及其反响

1983年初,敢言的自由派理论家再一次从哲学角度主张扩大思想自由的范围,令正统派担心共产党的权威受到了那些不把对党的忠诚视为最高信仰的人的挑战。《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在1983年1月写道:“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意味着坚决抛弃十年内乱期间的‘全面专政’和残酷斗争;抛弃把一个人神话而把人民贬低的个人崇拜;坚持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不久后,在3月7日中央党校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的会议上,周扬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不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异化,如果缺少民主和法制,干部滥用权力,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存在异化。胡乔木和邓力群试图阻止发表周扬的讲话,但它还是刊登在3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将人道主义和异化视为普遍原则的观点,在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看来是对党的最高权威的根本挑战。

邓小平没有匆忙终止一切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讨论,但他在1983年9月份决定对宽松的气氛加以限制。他让胡乔木准备一篇讲话,对他称为“精神污染”的观点采取了更强硬的路线。邓小平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各种问题,但是他宣称,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异化”是指工人因为其劳动受到追逐利润的资本家的剥削而产生的一种感受,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并不存在这种问题。邓小平主要针对的是那些攻击中共权威的人。

邓力群批评胡耀邦把爱国主义放在共产党之上,但邓小平本人并未区分两者的先后。假如让邓小平表达自己的看法,他也许会说,在数百年的时间跨度内爱国主义会绵延不绝,但至少近几十年内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共产党,对党的完全支持是绝对必要的。邓小平说,有些人充满狂妄的野心,对这些人必须撤职和开除出党。基本问题是什么?“党的纪律松弛,甚至保护了一些坏人。”邓小平的解决办法是,思想工作者要帮助教育人们“正确看待过去,理解当前,坚定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信念”。北京的干部知道,就像陈云在3月份的讲话一样,邓小平的讲话也包含着对胡耀邦含蓄的批评,因为胡耀邦一直主张为知识分子扩大自由的范围。

1983年10月12日,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把批评扩大为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对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邓小平很不愿意搞政治运动,这会打乱正常工作,让所有可能受到批评的人产生对立情绪,可是他又找不到政治运动以外的办法去遏阻“精神污染”。这是邓小平1978年上台以来发动的第一场政治运动。但是为了避免重蹈过去政治运动极端化的覆辙,邓小平一开始就警告说:“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绝不能重复。”

当一些局级负责人开会讨论如何反驳“人道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同样会存在“异化”的观点时,农村问题的重要顾问杜润生问他们是否知道“异化”的含义,大多数人承认不太清楚,杜润生对他们说,那么你们怎么能让农民明白什么是异化?杜润生说,在农村搞这种批判运动是很荒谬的。万里也认为不应当在农村搞这种运动。赵紫阳说,不要让运动干扰经济。方毅则认为不应让运动干扰科技领域的工作。当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余秋里很快就阻止了在军队中开展这场运动。这些干部成功地限制了运动的范围。没出一个月,这场运动就偃旗息鼓了。1984年1月3日,胡乔木在一篇长文中对异化做出权威阐述,基本上结束了这场运动,但此文也为言论自由设定了界线。

在很多知识分子心中,邓力群要对这场运动负责。结果是他退居守势并做了自我批评。他被批评为又一次反右运动的始作俑者。其实邓力群也认识到反精神污染的斗争没有达到目标,他在1984年3月14日对胡乔木说,“反对精神污染将是一场长期的斗争。”为了让那些被已经终止的运动灼伤的知识分子放下包袱,从1984年到1985年邓小平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王若水得以继续撰写人道主义的文章,甚至在1984年1月受到批评后,他仍在香港发表了一篇文章为自己的立场辩护。直到1987年夏他才被开除出党。

邓小平限制反精神污染运动的宽容态度使作家们受到鼓舞,他们再次信心大增。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中国作协召开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组织者竟然敢不邀请胡乔木和当时仍是中宣部长的邓力群到会。胡启立在会上发表讲话,照本宣科地表达了党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但他到会的事实本身就给了与会者一定信心。不出预料,胡耀邦与会、加之会议没有制止直言不讳的批评让正统派感到不满。大胆的作家们选出被胡乔木和邓力群批评过的巴金担任作协主席。对党知识分子政策最敢言的批评者之一刘宾雁当选副主席。刘宾雁利用这次会议批评了那些在反精神污染运动中攻击过他的人。

这类言论激怒了正统派。1985年1月2日会议仍在召开时,得知会议进展的邓小平把胡耀邦叫去做了一个私下谈话,要求他对这些风气加以控制。作协会议对中共权威的挑战让邓小平十分恼火。在邓小平看来,胡耀邦在争取知识分子的人心上过于宽宏大量,却未能使党的纪律得到加强。此外,胡耀邦的宽容使邓小平显得像是一个专横的、过分严厉的专制主义者。在这种更加自由的气氛中,30年前被打成右派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于1985年3月发表了《第二种忠诚》一文。他在文中对两种党员做了对比,一种党员对上级领导唯唯诺诺,另一种党员具有良知、献身于党的理想。刘宾雁这篇文章深深触动了那些曾经为是否执行党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政策而受到内心煎熬的人。

一贯坚信党的纪律至关重要的邓小平认为刘宾雁的观点是在挑战党的领导,结果,刘宾雁在1987年被开除出党。但是邓小平并不是一个好报复的人。他在1988年允许刘宾雁和王若水出国。同时,邓小平也完全知道邓力群的所作所为产生的影响,于1985年7月撤去了邓力群的中宣部部长一职,取代者是当时在家乡贵州担任省委书记的朱厚泽。朱厚泽不能完全控制中宣部,因为那里有许多正统派。熟悉中宣部的干部说,谁当了中宣部部长谁就会变得保守,但只有朱厚泽是个例外,他宣布了新的“三宽政策”:宽松、宽容、宽厚,这让希望表达不同意见的党员为之一振。

朱厚泽到北京上任后,支持思想开放的、有创造性的著名作家王蒙担任文化部部长。邓力群等正统派理论家认为,朱厚泽允许方励之、王若望和王若水等享有更多自由,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他们担心这终将导致混乱。朱厚泽的做法让一部分知识分子欢欣鼓舞,却让邓力群及其支持者心灰意冷。邓小平继续做着一件几乎不可能办到的事:既要坚持党纪律,又不彻底疏远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