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美傅高义著

   第19章 政治的潮起潮落(3)

 

准备交接班,1985年

1985年到来之前,邓小平为了解决已经拖延了一段时间的上层交接班问题,提议在1985年召开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这比规定的时间1987年提前了两年。实际上在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召开了一次特殊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宣布了重要的人事退休与对潜在接班人的任命。出席会议的共有992名干部,规模几乎和党代会一样大。由于会议没有选举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权力,因此在9月16日,即代表会议开幕之前召开了中央四中全会以接受辞职,又在代表会议闭幕后的9月24日召开五中全会宣布新的任命。

没有人公开讨论过邓小平的交接班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4个月前的5月10日胡耀邦接受陆铿—过去的右派、香港半月刊《百姓》的副主编—采访时,就已经有各种传闻了。此外,当陆铿问胡耀邦“邓小平为何不在自己身体尚好时就把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交给你”时,胡耀邦没有断然否认他想从邓小平手中接过这一可以使他成为第三代领导人的关键职务,而是回答说,邓小平一句话就能解决军队的问题,我得说五句。

邓小平虽然让胡耀邦知道他正在考虑退休,但他不想让别人摧他退休。他要按自己的步调行事。他知道胡耀邦过于我行我素,不能充分考虑全盘计划的平衡,因此已经失去了陈云等人的支持。在他们看来,胡耀邦以他的宽容大度赢得了一些知识分子的人心,却把限制知识分子的任务留给别人去做。胡耀邦的对手私下轻蔑地称其为“蟋蟀”—瘦小、机灵,总是上蹿下跳。”胡耀邦的支持者以为,胡耀邦可能确实差一点在党的代表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主席,只是他没接受罢了。

在党的代表会议上没有明确讨论接班问题,但在很多与会者看来,邓小平当时已经决定让比他年轻15岁(而胡比邓年轻11岁)的赵紫阳作为主要候选人。赵紫阳在城市经济改革上成绩斐然,而且他不疏远正统派领导人,具备领导人的气质。邓小平很少公开表扬哪一个干部,但是在会议期间接见几位作家时公开表扬了赵紫阳,还特别提到他拥护四项基本原则。在代表会议之前的四中全会上,总共有64名担任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的老干部宣布退休,约占全部委员的五分之一,其中包括9名政治局委员。这64人中有61人都过了67岁。其中一人是政治局常委叶剑英,由于没有提名其他人取代他,政治局常委的人数从6人减为5人,除了邓小平以外,还有陈云、李先念、胡耀邦和赵紫阳。

在选拔新的高级官员时,主要的考虑一是年龄,二是受教育程度。在中央委员会新当选的64名委员中有76%有大学文凭,平均年龄50出头。在这些较年轻的新高干中,58岁的李鹏和57岁的胡启立,被视为总理和总书记的潜在人选。水利工程专业出身的李鹏确实在1987年11月当上了代总理,后来又成为总理并且一直干到1998年3月。胡启立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80年至1982年任天津市委书记,后回到北京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当选候补委员的年轻干部中,还有江泽民和胡锦涛。

政治改革,1986-1987

1986年6月10日,在与赵紫阳、余秋里和万里等人开会时,邓小平谈了3个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农业、外汇和政治改革。这也是1980年以来他第一次谈到政治改革。时机似乎终于成熟。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基础研究的结束,需要进行一些政治体制的变革以配合新经济体制的发展。1980年时邓小平及其身边的干部担心中国会发生类似于席卷东欧的示威。1986年,他们则为亚洲新的一波民主示威浪潮感到紧张。

在对待抗议活动时,邓小平像其他中共领导人一样,既要严加控制,同时也想消除民怨的根源。随着有关示威活动的消息四处传播,邓小平继续向中国民众解释说,社会主义公有制优于资产阶级民主;他指出资本家剥削工人,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难以及时做出决策。选择一位能在实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中担当重任的人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的领导人,是顺理成章的。假如胡耀邦是邓小平的接班人,那么他自然会是这个小组领导人的合理人选。然而邓小平在1986年5月告诉胡耀邦,在定于1987年秋天召开的十三大以后他将卸下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不出邓小平所料,胡耀邦回答说他也会从总书记的位子退下,邓小平说,胡可以继续工作,但发挥的作用要小一些。邓小平解释说,是否让胡耀邦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或国家主席,到时候再说。

此时,赵紫阳已被指派全面负责为党的十三大准备文件。很多人预计他大有机会在十三大之时成为主持日常工作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1986年9月又让赵紫阳负责研究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醒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在为研究政治改革设定进程时,邓小平强调党政职能分离的必要性,这是他早在1941年就赞成的观点。事实上,1980年代当时那种党政重叠的制度是在1950年代形成的,旨在解决一个现实问题:中共掌权后政府中仍有一些高级干部不是党员,因此每个政府部门都成立了党组织以及确保党的控制。但是到了1980年代几乎所有担任重要职务的政府官员都是党员,因此很多人觉得没有必要再保留党的监督。此外,很多人认为党多出来的一层监督使各部委或各省领导人无法以及时、灵活的方式协调各自单位的工作。理顺政治体制,正当其时。

于是,赵紫阳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1986年9月中旬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员有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和彭冲。鲍彤被任命为政改办主任,他在1980年由中组部派去为赵紫阳工作。邓小平给了赵紫阳很大权力,让他研究各种政治体制,听取国内不同专家、团体的意见。前《人民日报》记者吴国光是政改办的成员之一,他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写的博士论文就是以1986年至1987年的中国政治改革作为题目,他指出了邓小平和赵紫阳的政体改革观的不同。邓小平希望通过高度积极的人员提高管理效率,赵紫阳则想更大范围地减少党在经济和社会单位中的作用。

从1986年11月到1987年4月,政改办和不同的干部专家一共组织了30多次研讨会。虽然报告的定稿需要邓小平批准,但赵紫阳和鲍彤有权力选择参加会议的专家。他们所选的专家包括了解东欧国家的政改、西方政治史和1949年前后中国政治体制的人。研讨会的发言者对于“政治改革”的涉及范围持有不同看法。“政治改革”一词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怀抱希望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他们对政治体制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他们谨慎地重复着邓小平对效率的强调,但是也有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些远超出行政效率的问题,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

1987年1月,在学生示威受压、胡耀邦下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始后,赵紫阳请胡乔木和邓力群参加了政治改革研讨小组的会议,以便让思想正统的老同志也能在讨论中充分表达意见。新的气氛限制了有关政改的讨论,但并未使其停滞。赵紫阳在1987年2月4日提议加强工会的独立作用,给其更大的活动空间以代表工人利益。研究者也讨论了改变全国人大的可能性,希望人大转变为一个能够代表不同观点进行有意义讨论的权力机关。邓在1987年4月28日跟赵紫阳见面时明确表示,虽然要继续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希望继续考虑政治改革。赵紫阳对收紧的政治气氛有所担心,请求邓小平同意重印1980年8月邓支持政改的讲话,邓小平答应了这一请求。

邓小平在审阅赵紫阳十三大报告的草稿时指出:“我们的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保证行政机构的工作效率,不受外界太多的干涉。在民主的问题上不要感情用事,民主只是手段,民主应该同法制结合在一起。只有依靠法律,我们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听过邓小平的意见后,赵紫阳在5月13日发表了有关中共十三大筹备工作的讲话,这次讲话标示着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结束,表明十三大将把政治改革计划列入会议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