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美傅高义著

 第19章 政治的潮起潮落(4) 

 

学生运动和胡耀邦的去职

1986年的学生示威活动是自1976年“四五”运动以来出现的第一次大规模学生示威。1987年5月29日,在学生示威渐趋平静几周之后,赵紫阳对新加坡副总理吴作栋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后,过去跟外界没有多少接触的学生缺少判断是非的能力,看到美国和日本更发达,有些人便得出错误的结论,主张中国应当全盘西化,不理解这在国情十分不同的中国是不可能的。赵紫阳还批评有人放松了党对游行示威的管制,但他并没有提到要为此负责的人—胡耀邦。

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学生示威大多发源于北京,可是这一次去始于安徽省省会合肥及相邻的南京和上海,起因是国际知名的天体物理学家、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的方励之在这些地方发表的演讲。方励之是一名充满活力的演说家,不管他在哪里发表激进言论都会听众如云。方励之16岁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第,后来成为中国最年轻的正教授。1986年夏末正值他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访学数月后归国,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吸引一大批热情的追随者。1986年10月4日方励之在中国科技大学讲话之后,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示威。

在12月8日胡耀邦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胡为了安抚学生,承认大学的条件确实有待改善—这成为后来正统派批评他对示威学生太软弱的理由。第二天是1935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纪念日,武汉、西安和合肥的学生再度赶上街头。虽然中国的电视台未做报道,但学生们热切地收听了“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有关示威的新闻。邓小平在搞四个现代化之初就有言在先,一些人会先富起来。但在大多数学生看来,先富起来的却是最不该致富的人—贪婪的个体老板和腐败的官员—而不是品行正派。勤学多年以后为国家利益而工作的干部。此外,当时仍不允许大学毕业生自行择业,而是由国家分配工作,进行分配的部分依据则是分管学生工作的政工干部所写的评语。很多学生觉得别无选择,只能去讨好这些政工干部,而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往往专横跋扈、不学无术。

在方励之点燃了唤醒学生的星星之火后,示威活动蔓延至北京和其他约150个城市。各地领导人承担着控制学生运动的责任。12月18日,示威蔓延到上海,江泽民市长出现在大批学生面前。他一开口讲话就有学生发出质问,还有些学生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于是他停下讲话,请学生中间的一些人上台陈述自己的观点。学生讲出自己的观点后,江泽民说,同学们对西方和中国的差别缺乏足够的了解,你们对西方民主的了解都是通过翻译过来的东西,你们应当直接从外文材料去更多地了解民主。然后他用英语背诵了一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这让很多学生大为折服。此后几天,由于学生们忙于期末考试,同时上海市政府宣布任何示威都要事先得到批准,学生游行也随之结束,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江泽民在北京高层领导人那里得了高分,他们赞赏他平息了示威而没有发生冲突。

12月27日,邓力群、王震、胡乔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和杨尚昆被召集到邓小平家中汇报学生运动的情况。他们说,形势十分严峻。在邓小平等一些老干部看来胡耀邦有严重缺点,未能很好好控制学生运动。邓小平认为,无论对学生运动还是对胡耀邦的领导职务,最好立刻采取行动。过去他没等到党的十二大就让华国锋靠边站,这一次他也不想等到十三大再让胡耀邦下台。邓小平知道让胡耀邦下台会带来麻烦,因为胡耀邦得到广泛的群众支持。邓小平也知道,在献身改革、争取知识分子和地方干部的热情支持上,没有哪个人比得上胡耀邦。但邓没能预见到对胡耀邦的撤职会在仅仅两年后胡去世时引发那么大的骚乱。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把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等人叫来,宣布必须结束对学生运动的宽容态度。他对他们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意识到自己要对“态度不坚决”负责,他知道递交辞呈的时候到了。接着,邓小平严厉批评了方励之的讲话,说这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要开除党籍。邓小平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20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分人民就没有凝聚的中心。

1987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强调了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抨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使群众对随后胡耀邦在这两个问题上受到批评有了心理准备。次日,胡耀邦正式提出辞去总书记一职。邓小平同赵紫阳、薄一波、杨尚昆、万里和胡启立几个高层干部做了沟通,他们都同意接受胡耀邦辞职。邓小平然后让他们组成一个委员会,作为筹备十三大的领导班子,并告诉他们在对胡耀邦进行公开批评前,马上在1月8日组织一次“党内生活会”。邓小平选择在把胡耀邦的问题提交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用“生活会”给他定案。

邓小平在1月6日也见了胡耀邦一面,通知他要召开批评他的“党内民主生活会”。在组织这些会议期间,邓小平指示党内干部要“软处理”。他说,不要搞成路线斗争,也不要提“团派”,开会不是为了打击报复。但是,胡耀邦在上层干部、地方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间毕竟有众多追随者,邓小平认为,为了消除胡耀邦的影响,有必要对他的问题做出详细而全面的说明。邓力群被请来起草这个批胡的文件。同时赵紫阳也与胡耀邦见了面,通知胡说,允许他保留政治局常委一职,但他要对次日召开的批评会做好精神准备。赵紫阳还劝说他,如果再发生学生示威,一定要坚定公开地表明反对立场。

1月10日至15日,在由薄一波主持的、根据邓小平的要求召开的“党内生活会”上,有二三十名高层干部对胡耀邦进行了批评。邓小平与陈云两人地位太高不宜到会参与批评,李先念人在上海,也没有参加。有人说,如果叶帅没有死(他于1986年10月22日去世),他会保护胡耀邦。胡耀邦在会上首先做了检讨。他承认自己未能承担起责任,按邓小平的指示阻止学生示威。此外,他知道自己会在哪一些具体问题上受到批评,对每一个问题都做了严肃的交代,他承认自己有错误,但也试图做出辩解:

关于他未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确实讲过一些话,也抓过一些事,但没有严格把握这些基本原则。”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不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我觉得只要干好工作,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关于精神污染:“小平同志讲过之后,我没有及时采取正确的措施制止一些错误言行。”关于培养干部接班人问题:“我在提拔和安排干部上从来没有以自己为中心,总是集体开会讨论。我没有提拔过有私人关系的人或支持过小圈子。但我也犯了一些错误。”关于外事活动:“负责接待外宾的部门请我见陆铿,我没有拒绝,这是个错误。我在同他谈话时,没有断然否定他的一些说法。”关于“思想”:“我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文革’以后,我在思想斗争中总想维护安定,担心出乱子。我把精力主要用于防左,没有防右,把一些次要的事情看得太重。在长期任职之后,我变得过于兴奋急躁,不能冷静地听取别人的意见。”关于答应下面的事太多:“我从来没有批准过超出自己职权范围以外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