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美傅高义著

第2章 放逐与回归,1969-1974(3)  

 

邓小平在联大的历史性发言

毛泽东在1974年春天派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使邓小平在国际上名声大振。中国大陆在1971年就取代台湾取得了中国的席位,但是还没有一位中国领导人在联大会议上发过言。联大会议的一个多月以前,北京以为中国代表团在联大的第一次发言是以经济问题为主,于是安排对外贸易部而不是外交部为中国领导人准备发言稿,由主管外贸政策的李强出席大会。但会前不久才发现联大会议将集中关注中国的对外关系,于是准备发言稿的工作又人外贸部转给了外交部。

毛泽东决定派邓小平去纽约,是因为他考虑到周恩来太软弱,不是一个能让他放心的代表。王洪文则不够老练,可能会碰到难题。毛泽东一定要让一个老资格的领导人站在联合国的讲台上。江青不知道毛泽东已在背后决定让邓小平去联合国,强烈反对这个人人选。她很清楚,邓小平的联大之行将加强他在国内外的影响,早因其强硬而被称作“钢铁公司”的邓小平很可能对她的活动加以限制。1974年3月27日,与江青分居的毛泽东写信警告江青,不要再对邓小平的出访有意见,因为这是他本人的选择。外交部长乔冠华的这篇由邓小平在联大上宣读的发言稿,基本上反映着毛的新世界观,他认为国家关系的远近不是以共产主义革命而是经济的发展程度作为标准的:他称之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毛泽东现在希望联合第二世界的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共同对抗两个超级大国。

邓小平在联大的发言博得了非同寻常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国以其幅员和潜在实力,被视为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发展中国家特别高兴地听到邓小平说,中国绝不称霸,如果中国也欺负和剥削他国,世界人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就应当给它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同中国人民一起打倒它。在联合国期间,邓小平还与来自各国的领导人举行了双边会谈。他在回答问题和讲话时都十分谨慎,因为他目睹过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严厉批评。他把难题推给外交部长乔冠华去回答。邓小平发言两三天以后,在纽约和基辛格第一次会晤。他们初次见面时,基辛格对邓小平直来直去的风格有点儿摸不着头脑。邓小平虽然很客气,却带着毛泽东的强硬指示。他知道周恩来因为向美国示弱而挨了批,他要确保自己不会受到同样的指责。邓小平转达了毛泽东对美国的不快,毛认为美国想踩在中国的肩膀上与苏联达成导弹控制协定,以缓和美苏关系。邓小平表示,他担心美国不再把苏联视为主要对手,并可能鼓励中国与苏联开战以起到削弱两个社会主义对手之效。基辛格后来比较过邓小平的直率作风和周恩来巧妙优雅的风度。他说,邓小平不太熟悉会谈中提出的一些全球问题,他不时引用毛泽东的话,把一些问题交给乔冠华去回答。但是基辛格说,邓小平似乎是处在“训练期”。他在1974年谨小慎微的风格与1978年夏天之后会见外宾时所表现出的自信形成了鲜明对比。

基辛格还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希望改善中美关系主要是基于安全考虑,邓小平与他们不同,他更重视国内的发展,并且已经在考虑改善中美关系能给中国的现代化带来哪些好处。基辛格后来对邓小平代表中国的能力给予了很高评价。中国联大代表团的任何成员都只字不提周恩来。基辛格几次善意地向邓小平提到周,都没有得到回答。邓小平说,孔子是个保守派,为了使人们解放思想,必须消除孔子的影响。基辛格问,这是否实际上在暗指今天的某个人。邓小平回答说,批判保守思想,当然要涉及代表这种思想的某些个人。话虽然说得隐晦,意思却很清楚。

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联大之行非常成功,便继续让他在接待外宾上唱主角。毛在会见外宾时也让王洪文陪同,但他并没有积极参与会谈。事实上,王洪文在1973年以前从来没有会见过外国人。邓小平同一些外国领导人就国际事务,特别是在苏美争霸的背景下,进行广泛的讨论。他强烈赞成欧洲各国之间以及欧洲同美国加强合作的努力,视之为一股抗衡苏联的力量。他支持土耳其解决路希腊的争端,以免苏美两个大国从中取渔人之利。他解释说,中国当年跟苏联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是因为赫鲁晓夫要加强对中国的控制。他还向美国的工商界明确表示,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能够使经济交往迅速发展,而这又将取决于美国是否终止与台湾的邦交。

毛泽东要求安定团结

毛泽东是个大无畏的革命家,可以有短期内不顾现实。尽管如此,他也不能长期忽视严重的问题。1974年时“文革”已经造成了普遍的混乱,连他本人也认识到需要有所作为。经济其实止步不前,到1974年夏天时已经有报告说,“批林批孔”运动造成了更大的混乱。钢铁产量下降,铁路运输也在滑坡。毛泽东顾及自己的身后评价,并不想让人记住他是个让经济陷入灾难的人。1974年8月,毛泽东把各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治部主任叫到他在武汉东湖梅岭的住所。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他在这一年的年底跟周恩来见面时,同意把“安定团结”这个提法作为次年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二中全会的口号。

执行者和看门人的冲突

到1974年后期时已经很清楚,毛泽东要让邓小平在恢复安定团结上扮演主角。他在1974年10月4日宣布要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他有意让邓小平接替周恩来的总理一职。这使江青及其激进派同伙坐立不安,却让务实的老干部感到高兴。江青和王洪文想让张春桥接总理的班。江青试图劝说毛泽东改变任命邓小平的主意,但未能得逞。

毛泽东虽然让江青和他分居,但是直到去世之前,他一直认为江青忠实于他的继续革命的事业,也是唯一坚定不移和其他党内高干---包括邓小平这个他们中间最顽强的人—对着干的人。但是,毛泽东对江青可能在自己死后夺权的迹象也很生气。“提拔邓小平一事使两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江青后来在1976年批邓时说。邓小平1973年春天刚回京时,她和毛泽东之间的问题并不像后来那样严重。这也许要归因于毛泽东,他在1974年夏天要恢复安定团结,因此让江青少闹事,他不告诫王洪文,不要老是看江青的眼色行事。

江青挖空心思想挑起毛对邓的疑心。她看到报纸上在一篇赞扬中国制造的轮船“风庆轮”的文章。邓小平这时想扩大外贸,因此支持交通部关于中国尚无能力建造大型货轮、若想在短期内增加外贸就只能购买外轮的结论。江青读到报上那篇文章后说,中国已经造出了万吨巨轮“风庆号”,周恩来和邓小平却要浪费国家的钱去买外国船。她又说,邓小平一直想买外国船,这说明他和交通部的干部有买办心理,崇洋媚外。在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再次指责邓小平支持购买外轮,说他是在搞洋奴哲学。邓小平通常能够保持冷静,但江青的不断指责让他失去了耐性。当时他对江青试图提拔立场摇摆的杨成武担任总参谋长也很生气。他认为,中国在船运方面已经大大落后,而江青对外面的事一无所知。邓小平发火后,在李先念劝说下满脸通红地愤然离去。

10月17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脾气后的第二天,王洪文代表政治局飞到长沙。他奉江青之命前去告状,让毛泽东怀疑邓小平的能力不足以担当大任。可是见面的结果只是使毛泽东更加怀疑王洪文能否胜任自己的工作。当时王海容和唐闻生已经向毛泽东汇报了江青和邓小平在北京吵架的事。毛对江青很生气,他叫她不要在政治上攻击别人。他在11月批评江青,说她到处插手,批评政府文件,以及不经商讨就发文件,还想违背大多数人的意见自己组阁。至少在那时,由于毛泽东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准备,他压住了江青,他要让邓小平担任更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