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美傅高义著 邓小平时代的挑战 1989-1992

   第20章 北京:1989(1)

 

当1989年4月15日到6月4日,在举世瞩目之下,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人走上北京和其他城市的街头。4月15日胡耀邦骤然离世后的最初几天,示威者绝大多数还是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他们要向这位刚离世的他们尊敬的领导人表达敬意。他们最初开始集会时,秩序井然,并未给交通造成干扰;最初他们也没有政治纲领。然而,随着示威日益扩大,要求变得越来越强烈,内容上也越来越激进,示威者与当局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冲突在6月4日达到顶点,军队在这一天采取清场行动,恢复了秩序。

当时邓小平已84岁,他没有去街头会见示威学生,也没有插手中共每天做出的反应。但是他一直关注着局势的演变,是最终的决策者。他并不赞同示威者的言行,他们都是他所推动的改革开放和为经济增长提供基础的政治稳定的受益者,而现在他们正在威胁这种稳定。邓小平试图避免东欧发生的事情在中国重演,那里因政治领导人向民众的要求让步而导致了失控。邓小平想避免流血。但是他从一开始就相信必须坚定立场,尤其是在胡耀邦追悼会之后,他更加直接地掌管着党对示威者的反应。他要确保干部能够落实他认为恢复秩序所必需的措施。

在6月4日之前,无论何人,不管是中共领导人、知识分子还是学生领袖,事实上都无法阻止愈演愈烈的乱局。党内领导层的分裂,对中国当时能容许什么样的自由形式的分歧,曾为革命浴血奋战的老干部和习惯于舒适生活的学生之间的观点差异,所以通货膨胀与就业的城市居民的不安全感,示威运动的浩大规模,以及学生领袖在控制其运动上的无能,国内外人们对示威者的同情,中国军队在控制群体事件上缺乏经验—凡此种种,使中共领导人在控制局面上一筹莫展。

1989年聚集成群的学生没有任何组织经验,能言善辩的演说家可以脱颖而出成为领袖,但他们缺少组织、纲领和确保服从的程序,因而没有代表其他学生与政治领导人进行谈判的基础。部分市民没有和政府站在一起限制示威者,因为他们同情学生的批评。即使有些受到多年政治打压的老知识分子试图阻止学生采取激进行动,但实际上也赞赏学生们大胆表达他们自己不敢表达的观点。最初自发的和平悼念胡耀邦的行动,演变成了游行、政治辩论、露营、愤怒的示威、绝食和日益失控的冲突。示威学生采用了能引起民众共鸣的口号:民主、自由、更加人道和负责任的党、献身公益的干部队伍。驻华外国记者的工作长期受到中国官员的限制,因此热衷于倾听学生的要求。在4月15日之前,大多数学生们不敢跟外国记者公开交谈,然而在1989年春天的事件过程中,他们的胆子变得越来越大,记者们将他们的声音传播出去,为他们争取同情。

学生一方情绪高涨,不仅因为他们在国内外获得了巨大支持,还因为政府最初限制示威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当大批学生突破警察的封锁线时,学生和外国观察者都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希望,以为政府最终会向他们让步。当时学生们很难想象政治领导人会动用人民解放军。中国的领导层能够看到外国人的关注与支持在鼓舞着学生,认为示威有国内外的“幕后黑手”从中操纵。有关这些“幕后黑手”的传言在高层干部中间广为流传,并被一些人用来作为促请邓小平采取强硬措施的理由。

胡耀邦去世

胡耀邦从南方过冬返回北京后不久,出席了1989年4月8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始还不到一小时,但便因严重的心脏病发作而栽倒在地。紧急送往医院后他似乎有恢复的迹象,但在4月15日凌晨猝然去世。群众从晚7点的电视新闻中得知了他的死讯,次日的电视和报纸又发布了正式的讣告。这一消息令举世震惊,他的去世完全出人预料,引起了巨大的同情,甚至连一些强硬派也不例外。邓力群是1987年1月批胡的带头人,但这时他也赞扬了胡耀邦。他后来写道,胡耀邦从来不搞阴谋,胸怀坦荡,对人不抱恶意。邓力群还说,与胡相比,赵紫阳则曾经参与过阴谋,也整过人。

群众能够长久被胡耀邦所感动,不仅因为他热情亲切,还因为他做人正派,对党忠心耿耿。他是知识分子的希望,曾为他们作过勇敢的斗争。他是他们心目中好干部的表率—有崇高理想,无任何腐败劣迹。他长期担任团中央总书记,能够与他所培养和提携的年轻人打成一片。然而他在1987年却被免职,因为他对1986年的学生示威太软弱。

骚动的根源

1989年春天,在高层领导人中的政治分歧,加上邓小平逐渐退出对日常工作的领导,导致了相互冲突的信号和混乱。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使得引发社会骚动的严重问题在下层进一步发酵和加剧。在80年代末,大多数学生更加关心的不是政治自由,而是他们个人的自由,如自主择业的权利。对普通民众来说,主要的担忧则是通货膨胀。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国企职工等拿固定工资的人,看到有钱的私人经商者炫耀其物质财富,推高市场价格,威胁到工薪阶层获得基本温饱的能力,这让他们感到不满。这个问题又因腐败而加剧。

官方数字尽管低估了实际变化,仍显示1987年至1988年北京的消费物价上涨了30%以上,这使那些依靠固定工资、过去30年来一直有着物价稳定预期的家庭感到恐惧。此前为养老和以后生病而攒钱的节俭家庭,却痛苦地看到自己的存款在贬值。由于物价持续上涨,政府又声称要进一步放开价格管制,使不满变成了恐慌。靠固定工资过日子的政府干部一向受到为社会利益而工作的教育。令他们愤怒的是,中国社会中最不道德的人,只为自己干活的人,和为谋取私利而攫取公共资源的人,如今能够出入高档宾馆,住好房子,穿着时尚,买得起摩托车甚至是汽车。在1989年春天群情激奋的气氛中,甚至一些机关干部也冒险加入了示威,并且打出他们自己机关单位的旗号。

对于国企职工来说,企业被迫进入市场后他们可能丢掉“铁饭碗”,这比通货膨胀还可怕。政府已经开始向亏损的国企施压要求其降低成本。一些企业甚至获准破产,引起了职工的恐慌。这对工人们有极其重大的利害关系,因为中国当时没有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大的国有企业很像美国的军事基地,不但是经济单位,而且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它们提供有补贴的住房和医疗,甚至职工子女的教育。对于国企职工来说,失去工作就等于失去一切。因此,自由市场会把国有企业淘汰出局的前景十分可怕。

在198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的增长,很多农民工涌入北京和其他城市打工,尤其是机械的使用尚不普遍,需要大量人力的建筑业。但是1988年底为控制通货膨胀对经济采取的紧缩政策,使他们中的很多人失去了工作机会。很多失业后仍留在城里艰难度日的人,却看到“官倒”和大款们在炫耀自己的财富。总之,对很多人来说,市场力量带来的巨变让他们深感愤愤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