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美傅高义著

第20章 北京:1989(2)  

 

从悼念到抗议,4月15-22日

4月15日傍晚,在宣布胡耀邦去世几小时后,北京大学的一些地方就贴满了悼念他去世的大字报。次日,大约800名学生从学校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胡耀邦敬献花圈。警察对于从大学前来悼念的人并未进行干预。

随着广场上的人群越聚越多,悼念活动也开始有了政治意味。4月18日一大早,数百名学生穿过天安门广场来到人民大会堂,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几条要求,包括要求更多的民主自由,停止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推翻1986年惩罚抗议者的决定,公开领导人及其子女的资产。当晚11点左右,数千名抗议者从天安门广场来到几百米开外的党政机关所在地中南海的新华门前。他们不断高呼口号,要求让他们进去。警察请求他们离开但遭到拒绝。人群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4时,警察才终于将其驱散。自共产党1949年掌权以来,这是第一次有示威者要求进入中南海。正如李鹏所说,在4月18日这一天,示威的基调从悼念变成了抗议。

高层领导很快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得知胡耀邦去世后匆忙从日本回国的李鹏,在采取什么措施上与赵紫阳发生了分歧。李鹏对赵紫阳说,要做出强硬的反应,作为当家人的总书记赵紫阳则认为,最好不要激怒学生,只要不发生打砸抢,采取强硬行动就是不明智的。4月21日的示威规模进一步扩大。为了使学生平息下来,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指示大学的干部维持校园的各项正常活动,对学生的示威要加以限制。《人民日报》宣布禁止游行示威,并警告学生“不要把政府的容忍误认为是软弱”。但是学生们拒绝平复下来。

4月22日胡耀邦追悼会那天,大约有2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通过广播喇叭仔细聆听20分钟的悼词。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遗体被送往八宝山火化。追悼会过后,3名学生代表跪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等了大约3小时要求见李鹏。他们后来抱怨说,他们受到怂恿,认为李鹏或另一名高级干部会出来见他们,但李鹏和其他官员称对此并不知情。

“四二六社论”

按照早已确定的行程,赵紫阳出访朝鲜将从胡耀邦追悼会后的4月23日开始。他按照行程于4月23日从北京火车站动身前往平壤。李鹏为了平息他与赵紫阳有冲突的传言,去火车站送赵紫阳离京。赵紫阳对李鹏说,自己不在时李可以自行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

赵紫阳等人希望,胡耀邦追悼会之后人群就会散去,然而他们并没有散去。就在赵紫阳离京的当天,尽管有不允许学生成立组织的禁令,来自21所高校的学生开会成立了“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学生的组织者早先曾宣布将在5月4日以后复课,现在他们去推翻了这一决定,宣布将无限期延长罢课时间。赵紫阳出国后,临时接过工作的李鹏知道责任重大,于是去咨询杨尚昆。杨尚昆认为,鉴于局势的严重性,应当向邓小平汇报。当天傍晚李鹏和杨尚昆就向邓小平汇报了他们的看法,认为对抗议活动要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邓小平同意要对学生发出警告,说明他们行动的严重性。此后邓小平便深深卷入如何应对示威者的思考之中。

李鹏于次日召集政治局会议,听取了负责监视首都事态的北京市领导陈希同和李锡铭的汇报。有观察家认为,这两人由于害怕为可能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夸大了示威的严重程度,使邓小平对实际情况发生了误解。但其他干部认为示威确实严峻,李锡铭和陈希同对天安门广场的情况的报告是准确的。4月25日上午10点邓小平在家里与李鹏和杨尚昆会面,听他们汇报情况。听完他们的汇报后,邓小平说,必须终止这场动乱—像波兰那样纵容示威活动的其他共产党国家,党的权力垮掉了。因此中国领导人必须明确坚定地结束动乱,控制住局势。邓小平还说,要立即发表一篇权威社论向学生发出警告。

邓小平对社论的内容亲自做出指示。胡启立受命负责起草社论,由笔杆子胡乔木定稿。社论于当晚在电台上播出,第二天即4月26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社论赞扬了大多数悼念胡耀邦的人,但也遣责一些悼念者有不当言行。社论说,一些示威者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成立非法组织,试图向得到政府批准的学生组织夺权。他们参与罢课,导致试图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动乱”;他们打着民主旗号破坏中国式的民主,不制止这场动乱就会导致社会混乱。斗争是严肃的。要立刻解散一切非法组织,禁止非法游行。对任何造谣惑众的人要追究刑事责任。

政府指望社论能够镇住学生。然而令人失望的是,结果却适得其反,学生领袖非但没有退缩,反而动员了更多的学生加入他们的行列。战线随着“四二六社论”的出现拉开。示威领袖把一些领导人视为他们的敌人。示威的规模越来越大,轻易便能突破警察的警戒线,因为警察被告知反应要有节制,以免造成流血。但是,领导层也不愿有丝毫动摇,不肯撤销“四二六社论”,因为他们担心这将削弱党的权威。虽然李鹏等官员放弃了最初不愿与学生对话的态度,但他们在会见学生时仍坚守防线,未能缓解局势。

李鹏和赵紫阳的分歧,4月29日-5月12日

面对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众示威给政府和党造成的压力,高层领导出现了两极分化。害怕混乱的一方认为必须加紧控制,另一主相信应该对学生的要求采取更宽容的态度。李鹏是前一派的象征,赵紫阳则代表后者。李鹏的日记中每天都记录着对赵紫阳的批评,他说邓小平在1988年秋天之前就已经对赵紫阳处理经济工作的表现有所不满。邓还不满赵紫阳在政治上软弱,没有坚定支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并且不愿意为恶性通货膨胀和群众对放松价格管制的反应后果承担全部责任。相反,赵紫阳说,局势是在他出访朝鲜以及李鹏向邓小平汇报了示威可能带来的威胁之后恶化的。邓小平和其他党内元老以及公安力量都支持李鹏。

李鹏是个稳重的干部,对党十分忠诚。无论老干部们的指示多么不受欢迎,他总是乐于依照他们的意愿行事。他的固执而又谨慎的性格,与胡耀邦或者赵紫阳形成了鲜明对比。当4月25日邓小平向李鹏说明他认为很有必要发表一篇社论时,邓的讲话要点也被送给了还在平壤的赵紫阳,赵紫时立刻发回电报说:“我完全同意邓小平同志对目前的动乱问题做出的决策。”李鹏在日记中强调,赵紫阳对社论是同意的,但其实赵紫阳只同意了邓小平4月25日的讲话,而不是根据讲话写成的《人民日报》4月26日的社论。

5月1日,赵紫阳从平壤回国两天后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如何应对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时可能发生的示威。他主张发表一个声明,表明党支持加强民主,提高政治生活的透明度。但李鹏认为政府的头等大事是稳定。他批评了非法组织和谣言的散布。他坚持认为,如果放任这些年轻人,中国就会发生大倒退。5月3日和4日,赵紫阳在两次重要的公开讲话中坚持主张要正面看待学生的要求。

此时,香港媒体特意点出了赵紫阳讲话和李鹏与学生对话的差异,并开始推测两人之间的分歧。负责向高层汇报示威情况的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站在李鹏一边的。陈希同与李鹏和邓小平站在一边,批评赵紫阳5月4日的讲话背离了“四二六社论”精神。陈希同说,很多和他一样的基层干部正在努力控制违法乱纪的学生,他们觉得自己被赵紫阳的讲话出卖了。他们正在试图使学生让步,在他们看来赵紫阳则过于同情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