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美傅高义著

  第20章 北京:1989(6)

 

天安门意象的力量

天安门广场的事件在西方掀起的抗议声浪,远大于亚洲过去那些规模相近的事件。美国学者赵文词提出了一个问题:西方民众为何对天安门事件做出如此强烈的情绪反应?他给出的回答是,这既与电视将事件戏剧性地同步展示给观众有关,也与学生认同西方理想有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能去中国采访的外国媒体的数量无法与后来相比,尽管当时发生的野蛮行径所伤害的人数远远多于“六四”事件。让人啼笑皆非的是,邓小平使中国向外国媒体开放,却让外国记者能够把他在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向全世界报道。

确实,对于大多数驻京的外国记者来说,报道1989年4月15至6月之间的学生示威,是他们职业生涯中最兴奋的时刻。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不顾身体的承受能力,在他们国内的电视和平面媒体上报道这一幕令人激动的大戏。同时,和记者们热衷于报道学生一样,学生们也热衷于使自己的观点让更多的人知道。到5月底时,西方的电视观众和报纸读者已经完全认同北京示威的学生,“民主女神”像尤其让美国人感到亲切。他们感到义愤填膺,以至于情不自禁地夸大了恐怖的场面。6月4日之后,有关中国已处在内战边缘的说法,仍然频频出现在西方媒体上。

在极力控制事态的中国领导人看来,靠近香港的南部城市中的酒店职员和房客,包括海外华人,他们所能收听收看到的外国媒体,都成了推波助澜的“黑手”。确实,很多中国人都热切收听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有线电视的报道。中国的专业记者羡慕那些能够报道他们所看到的事件的西方记者,在写自己的报道时也试图扩大他们自己的自由范围。天安门事件之后,相信出于国家利益美国需要与中国政府合作的商人、学者和美国政府官员,很容易就受到跟北京沆瀣一气的指责。在冷战就要结束之际,很多敢言的美国自由派主张,我们的政策应当反映我们的价值观。要表达西方人对这些理想的信念,还有比遣责天安门事件的责任人更好的方式吗?

假如?

如此一场悲剧,寻找悲剧直接原因的人将矛头指向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采用一切必要手段清空广场的决定。批评的人说,假如他们在1989年4月26日没有以如此强硬的态度对付“动乱”,假如他们更愿意听听学生的意见,或者,假如他们能够用尽一切非强制手段,那么清空天安门广场就不会遭遇如此严重的阻力,造成生命的丧失。批评赵紫阳的人认为,假如他对学生少一些鼓励,以更果断的方式对待他们,假如他不那么关心自己“开明领导人”的形象,最后的悲剧也许能够避免。批评李鹏的人称,假如他没有拒绝与学生对话,拒绝体谅他们的关切,急于遣责他们,断然推出“四二六社论”,给他们贴上“动乱”分子的标签,缺少对学生的同情,那么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批评陈希同和李锡铭的人则说,假如他们向邓小平等老干部汇报时没有夸大事态的严重性和外国势力卷入的程度,邓小平等老干部也许不会觉得只能做出强硬反应。

批评学生领袖的人说,假如他们不那样虚荣,不那么自视过高,对他们造成的危险那样无知,悲剧可能不会发生。还有人认为,假如学生和北京市民在5月20日没有阻拦试图以和平方式恢复秩序的部队,政府也许能够避免在两周之后强制清场。批评西方人的中国人认为,假如没有西方人对学生的抗议煽风点火,没有外国“黑手”试图颠覆中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示威活动绝对不会失去控制。

寻找深层的原因的人将矛头指向邓小平和赵紫阳在1988年放任通货膨胀上升和放松对消费品价格控制的决定,这个决定使群众感到不满和焦虑。还有人批评高层官员滥用权力和特权,让自己的亲友大发不义之财。有些保守派遣责市场改革走得太快,从而助长贪婪,导致了官场腐败。还有人相信,邓小平没有使国家更快地走向民主,才是那场冲突的最终原因。有些人说,假如邓小平进行更多的选举试验,削弱威权主义领导体制的禁锢,引入法治,惩治贪官,国家也许能够进步得更快,从而避免来自学生的挑战。

还有一些干部赞赏邓小平等领导人处理天安门示威的方式,他们认为,当1989年5月底天安门广场的形势形势失控时,他们采取的强硬措施是中国人民能够维护国家团结的唯一选择。很多中国人把邓小平对北京学生骚乱做出的反应与戈尔巴乔夫和东欧领导人对付本国动乱的做法加以对比后认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今天的情况要好得多。他们也承认1989年悲剧的严重性,但是他们认为,假如邓小平在1989年6月未能终止持续两个月的混乱,中国有可能发生更大的悲剧。

我们都想找出这场悲剧的明确原因,然而事实是我们谁也无法断定,假如采取另一种做法会发生什么。但我们确实知道的是,在天安门事件后的20年里,中国人享受着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增长,甚至是奇迹般的增长。小规模的抗议不计其数,领导层对发生更大抗议的危险神经紧绷,但是中国在这20年里避免了大规模的骚乱。

我们也知道,许多中国人对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更能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府仍然怀着深深的渴望。官场腐败引起的民怨自1989年以来有增无减。很多中国人担心,没有更加独立的媒体和司法制度,很难在控制腐败上取得进步。很多中国领导人显然认为,邓小平把经济的快速增长与老百姓拥护的增加联系在一起是正确的,但他们也担心一个终极的“假如”:假如在增长的步伐放缓之前,他们无法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那将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