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美傅高义著

第21章 稳住阵脚,1989-1992(2)  

 维持中美交流

天安门事件后不久,总统总统布什做了一件过去的任何美国领导人都没有对中共领导人做过的事情:他试图与邓小平通话。布什总统也立刻宣布了暂停与中国的军事订单和高层交往,并为在天安门事件中受到伤害的中国人提供人道主义与医疗帮助。他在6月5日还接见中国留美学生,为他们提供政治避难权,并对他们那些受到迫害的中国同学给予支持。但是,与美国的舆论,尤其是主张严厉制裁的报纸相反,布什说,他不想为了中国政府的行动而惩罚中国人民。布什了解中美关系的艰难历程,他说,从长远看,继续接触能够加强中国内部争取更大自由的压力。

布什在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期间,就与邓小平建立了一种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邓小平成为头号领导人后,两人继续保持着联系。邓小平在1979年1月访美时,要求在休斯敦与布什进行私人会面,见面时邓小平把他仍然保密的攻打越南的计划告诉了布什。后来,里根总统打算跟台湾建立正常关系时,邓小平和布什副总统努力不让中美关系出轨。确实,当两国关系变得十分紧张时,邓小平和布什的会谈使两国关系转危为安,从而为稳定两国关系的1982年联合公报铺平了道路。后来当布什准备竞选总统时,他的妻子芭芭拉去亚洲访问期间遣往北京亲自将丈夫的打算告诉了邓小平。1989年2月,邓小平向布什坦率说明了中苏关系的改善和中国准备迎接戈尔巴乔夫访华。几年后,当布什在电视上被问及他遇到的最伟大的领导人是谁时,他先是说没有哪个人特别杰出,然后又补充道,邓小平是不同凡响的领导人。

但是,当布什在1989年6月想与邓小平通电话时,邓小平并未回应。回应外国领导人的电话不合中国领导人惯例。于是布什在1989年6月21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亲笔信,布什在信中解释说,作为美国总统,他不得不实施制裁。布什在信中还提议他向北京派出一名私人特使。布什发出此信的次日,就收到了邓小平的回复。他说,他准备接待派来的特使。布什很清楚,“六四”刚过就派出特使会激怒美国民众,因此他对派特使一事进行保密,即使是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也没有接到通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斯考科罗夫特和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飞往北京,于7月2日会见了邓小平。

据陪同斯孝科罗夫特的美国人说,邓小平亲切问候了美国特使,他说,“我把布什总统当作朋友,是因为自从我与他交往以来,我觉得他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他很少说空话假话。”但是邓小平在评价中美关系时,态度仍很强硬,极其严肃。谈及“六四”时,他说,那个事件“是一次地震,十分不幸的是美国人也涉足太深。美国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实际上是把中国逼入墙角。那场反革命暴乱的目的是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接着谴责了美国帮助那些试图推翻中国政府的人,并且说,美国的媒体夸大了暴力程度,干涉中国内政。邓小平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打了22年仗、死了2000万人才换来的,任何力量都无法取代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

斯考科罗夫特在答复时重申,布什总统坚信应当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这样做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布什也希望邓小平理解美国总统当时受到的政治限制。当时,美中关系受到的伤害之一是美国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的协议的连续性。从1983年到1989年期间,中美军方做出安排由美国向中国出售航空电子设备、导弹和鱼雷。其中最大一笔生意是F-8战斗机的雷达系统;中国还购买了西科斯基公司的黑鹰直升机。对于处在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中国来说,这是一笔开支很大的订单。1989年以后,由于美国的制裁不允许向中国供应零配件,也包括西科斯基直升机的零件,使中国无法使用已经购买的许多装备。

从1989年到1993年,中美军方实际上没有任何高层接触。军方的交往在1993年恢复,但双方的信任关系从未恢复到1983年至1989年的水平。事实上,1989年以后,中国转而向苏联购买苏-27战机,从以色列购买军事设备和物资。中国不再愿意从美国购买任何重要的军事设备。

天安门事件一个多月后,在7月14日法国召开的七国峰会上,主要问题不是是否制裁中国,而是应当采取多么严厉的制裁。与其他领导人相比,布什总统和日本首相宇野宗佑主张较温和的制裁。布什总统确实支持取消世界银行新的对华贷款,同意为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提供永久居留权,但他反对采取他认为可能导致美中关系彻底破裂的更强硬的制裁手段。在这期间,由于美国和日本决定不派高级官员访华,邓小平接待了一些美国前官员。这些客人来到北京时,邓小平鼓励他们与他的接班人江泽民合作,但他仍然主导着关键性的会谈。

斯考科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在12月10日第二次会见邓小平时,事情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斯考科罗夫特受命公布这次访问,美国有线电视则在12月18日爆出了前一次秘密访问的新闻。许多美国人仍然对“六四”事件深感悲痛,他们反对美国政府的代表秘密飞往这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尤其是在布什宣布停止高层交往之后。但是布什和斯考科罗夫特着眼于两国的未来和两国领导人之间密切的个人关系,他们认为这次访问有助于避免与中国关系的破裂,这显然符合美国的战略、文化和经济利益。这次访问刚过,美国就宣布同意卖给中国3颗通信卫星,美国将支持世界银行向中国发放用于人道主义目的的贷款。不久之后,中国在1月初宣布北京解除戒严并释放1989年春天时被拘留的573人。

东欧和苏联的剧变

    1989年到1991年发生在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剧变,再加上1989年春天北京的示威运动,使很多人怀疑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存在下去。柏林墙的倒塌、东欧国家共产党统治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让很多西方人兴高采烈,他们希望中国的民主派也能让共产党的统治寿终正寝。让中国人和邓小平本人尤其感到震惊的,是发生在罗马尼亚的反抗中国的老朋友刘奥塞斯库及其妻子的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它在12月25日以两人被枪决而达到顶点。

12月,罗马尼亚反对派运动的严重程度大白于天下之后,邓小平暂时停止了公开会见的活动。据官方的《邓小平年谱》,他在12月的前半个月有6次会见活动,但从12月17日—齐奥塞斯库下令向人群开枪的那天—到来年的1月18日之前,没有任何会见的记录。因此,在罗马尼亚危机期间的12月21日是江泽民接见了香港记者,以便平息港人的担忧,他们自“六四”以来对8年以后香港回归大陆时会发生什么一直忧心忡忡。邓小平在1989年底辞职后不再积极参与处理东欧和苏联问题,但是他不可能回避这些事态发展的后果。他从1989年底开始使用“不管东欧或苏联发生什么”作为开头语,以表明中国的情况不同。邓小平坚信加快发展经济是保持人民拥护的关键,因此他一再表示实行能使经济不断进步的政策的重要性。

1991年10月5日,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脱离苏联,开启了苏联解体的过程。几个星期之后,邓小平接待了硕果仅存的几个共产党国家之一朝鲜的领导人金日成。他对金日成说,中国仍将坚持经济上改革开放,同时也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证明中国需要共产体制,他说,中国今年发生水灾时没有哪个国家能为中国解决问题。中国能够有效应对水灾,是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

尽管中国领导人在向民众报道苏东剧变时动作迟缓,但很快就根据新的现实调整了其外交政策,当巴尔干几个共和国宣布独立时,中国立刻给予承认;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俄国国旗取代了克里姆林宫上的苏联国旗时,中国很快就从外交上承认了俄国和其他独立国家。邓小平在试图说明苏联犯下的错误时宣称,苏联没有及时进行经济改革,高层领导人没有坚定地维护共产党。无论邓小平本人在“六四”后对中共的前途有何疑虑,没有记录证明他对中共有能力克服东欧和苏联政治体制崩溃带来的困难有过任何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