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美傅高义著

   第21章 稳住阵脚,1989-1992(3)

 

对保守的经济政策失去耐心,1989-1991

党内的气氛不允许邓小平扭转1988年放开物价后为消除通货膨胀和民众恐慌而实行的保守经济政策。但是邓小平由衷地认为,只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才能维持民众的支持以避免东欧和苏联的命运。从1988年9月26日的十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始实行的紧缩计划是当时政策的得意之作。为了结束通货膨胀,政府降低了增长目标和支出,减少了货币供应,收紧和强化了财政控制,努力消除财政赤字。李鹏总理在1989年底的计划工作会议上忠实地推进了紧缩计划。

1988年实行的保守政策有助于缓解通胀压力、加强投资控制和预算平衡。当时预计,1989年到1992年这个时期结束时,一旦调整完成,便可以用较温和的步调重新开始各项改革—包括物价改革、企业管理权和所有权的分离、税制改革以及银行业改革。但是,1989年“六四”之后西方国家的制裁进一步限制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更何况经济官员还在继续实行谨慎的经济政策。即使很想与邓小平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的江泽民,在经济政策上也感到只能接受主流气氛,而这种气氛现在更在利于慎重立场的选择。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从1988年的11.2%降至1989年的3.9%。为防止在这种急速的下滑中出现政治骚乱,没有让大城市的国营企业职工丢掉工作,工资也没有受到触动,但是在小乡镇和行政村一级,从1989年到1990年有将近2000万人丢了饭碗。这时邓小平想不顾一切加快发展以维持民众的支持,然而他在党内缺少足够的支持。

爱国主义教育

“六四”后几周的危机时刻过后,邓小平等领导人开始处理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年轻人对政府和共产党的疏远。在谈及导致“六四”事件的问题时,邓小平提到了没有对青年进行“教育”,他这样说的意思和毛泽东一样,是指政治教育。但是邓小平的这种教育观并不集中在“意识形态”上,他认为这种教育过于僵化;他要提供的是公民和道德教育。在“六四”之后这意味着什么?

为了赢得中国年轻人的以,需要用什么来进行宣传呢?答案似乎不言自明:爱国主义。在1989年之后,面对西方国家的制裁,出现了针对外国制裁的普遍的爱国主义反应。在很多西方人看来,对中国的制裁是抨击在“六四“中使用武力的中国领导人的一种方式,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制裁伤害的却是全体中国人。就像抗战时期共产党人诉诸结合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共同抵抗日本侵略一样,此时在爱国主义”教育“把民族主义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反过来说,批评共产党事实上就是不爱国。

出现这种意识形态转变的时机很有利。在邓小平时代,有一种“对中国历史的逐步的重新肯定”。被毛泽东视为剥削者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是受批判的历史人物,而在邓小平时代逐渐被重新解释为“那个时代的进步力量”。在1980年代末,甚至国共内战时的头号敌人蒋介石也开始得到更加同情的对待。1989年之后,中宣部利用这种趋势,鼓励年轻人以中国历史为荣。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中国人自然而然开始对自己的国家有了更多的自豪感。“六四”之后外国人的制裁和批评,为邓小平及其同事提供了强化这种爱国主义的有效手段。

中宣部宣传了外国人的反华言论,使很多中国人,甚至包括激进的学生感到愤怒。西方国家阻止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做法被广为宣传,将民众的怒火引向外国人对中国的偏见。外国拒绝向中国提供现代技术,被批评为不公正地阻止中国分享现代化成果。外国人批评中国对待藏族人、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做法,被反驳是外国列强削弱中国的阴谋。西方对台湾的支持和对中国主张南沙和东海岛屿主权的抵制,在向中国民众做出解释时,被作为遏制中国的证据。1989年后的几年里,当初激进的学生,也开始支持党和政府,他们喊出了反对外国人的口号,因为他们认为外国人是在不公正地指责中国。

在唤起年轻人的爱国主义方面,特别成功的一件事是,官方媒体巧妙地宣传外国人因“六四”事件而反对北京主办奥运会的言论。国家主席杨尚昆在1990年向国际奥委会宣布中国将申办奥运会后受到外国的抵制,这让年轻人怒不可遏。1989年时反政府的年轻人,很多现在又热烈支持政府有关中国受到其他国家苛待的说法。

在这些爱国主义教育的努力中,最有效者莫过于重拾抗战时期的反日宣传。当日本政客参拜供奉着日本在“二战”中阵亡官兵的靖国神社时,或是当极右翼政客否认南京大屠杀时,即使这种事在日本并没有多少人在意,他们的言论仍会被公布在中国媒体上,引起强烈的反日情绪和对中国领导人的支持。1991年底,中宣部还制订出一套更加系统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利用教科书、讲演和媒体。1991年11月发布了《充分利用文化遗产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文件。后来又下发了《关于在全国中小学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通知》。这两个文件的重点都是教育那些没有经历过抗日或内战的青少年。

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批评外国实行的制裁,没有记录表明他在1992年退休前反对宣传部门激发爱国主义的做法。中国存在着像东欧和苏联那样陷入分裂的危险,因此需要做出严肃的努力重新赢得年轻人的支持,爱国主义、经济发展和经济机会的增加,共同构成了解决问题的手段。但是,客观上鼓动排外情绪的做法也远远超出了邓小平所鼓励的范围,而且在他退出政坛后愈演愈烈。随着外国在1990年代逐渐减少制裁,中国必须在这种有排外之嫌的爱国主义与努力恢复邓小平在1977年以后建立的对外友好关系之间取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