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时代 美傅高义著 曲折的登顶之路

第3章 整顿,1974-1975(1)  

 

1974年12月,周恩来离开病床飞往长沙去见毛泽东,两人要商定北京关键领导岗位的人选。他们都知道自己已经来日无多,因此这项工作十分紧迫。周恩来在6月1日刚动过癌症大手术,毛泽东则患有心脏病和葛雷克氏症,他的视力也严重衰退,说话含混不清。他们两人虽有分歧,但也有一项共同的任务,就是为党和国家选定继承他们毕生事业的领导人。当时负责党内日常工作的是年仅39岁的王洪文,他也来到长沙参加他们的讨论。为了给长沙的会面做准备,周恩来花了几周时间征求政府其他领导人的意见,筛选出一个他们认为最适合担任高层职位的人员名单。毛泽东与周恩来见面时,批准了周恩来及其在北京的部下提出的他们认为最有能力领导政府和管理经济的人选。

毛周的接班计划,1974年12月

毛周两人在见面之前已经内定王洪文继续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他们也同意把领导政府的主要工作正式交给邓小平。毛泽东宣布支持让邓小平在10月份担任第一副总理,除了领导政府的主要工作外,邓小平还将被提拔担任党和军队的要职。1975年1月5日的中央1号文件仍把毛泽东列为党的主席和军委主席,任命邓小平担任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在1月8日至10日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王洪文被确认为党的副主席,排名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后,邓小平被任命为党的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在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又正式担任了第一副总理。

在毛泽东看来,王洪文和邓小平是个很有前途的组合。王洪文是造反派头头,对毛泽东感恩戴德,又没有自己独立的权力基础,因此可以认为他将领导中共继续沿着毛泽东的革命道路走下去。邓小平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又有可靠的领导能力,能够领导外交事务和复杂的政府工作。把王洪文放在更高的位置,把宣传工作交给以江青为首的激进派,那么无论邓小平可能有何种偏离毛泽东路线的倾向,都会受到控制。此外,江青手下的激进派在姚文元的帮助下掌管着党报《人民日报》和理论刊物《红旗》,另一个激进派张春桥掌握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周恩来的谢幕,1975年1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75年1月13日召开,这是自1965年1月以来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时毛泽东仍在长沙。已是癌症晚期、面黄肌瘦的周恩来,在他最后一次重要的露面中,宣读了政府工作报告。邓小平在幕后主持起草了周恩来的报告。邓小平深知毛泽东依然大权在握,因此报告中有很多毛的“文革”语言。周恩来作报告时,很多人大代表都为他痛苦的表情落下了眼泪;念完报告后,他们全体起立,向他热烈鼓掌达数分钟之久。

1975年2月1日,在国务院各部委领导人的小型会议上,周恩来说,他以后不会再参加他们的会议了:“主席指定副总理第一名是小平同志,主席称赞小平同志有能力、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其实,将近一年以前,从1974年5月邓小平赴美参加联大会议时起,他就主持接待外宾,替周恩来做一些其他的工作。但是直到1975年2月,权力才被稳固地移交给邓小平,使他能够全面负起责任。

整顿党的领导班子。邓小平在1975年面对的难题是既要得到毛的支持,又要拨乱反正,使中国走上发展的正轨。因此,他不断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唱赞歌,避免批评“文革”。1975年初,他颇具创意地把毛的几句话联系在一起,来为自己的工作提供依据。在1975年5月29日的一次讲话中,他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本人从未放在一起的“三项指示”:一、反修防修;二、安定团结;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作掩护,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着手带领国家步入现代化的轨道。

1975年,邓小平把他为加强团结而开展的工作称为“整顿”。他排在第一位的工作,是为全国各级单位选出领导班子。他不再重用过去的革命造反派,让在“文革”初期挨过整的更有经验的干部取代他们。在1974年底和1975年,毛泽东支持为600多名老资格的领导干部平反。1975年底,邓小平开始改善教育系统,以便将来有可能以知识和管理能力而不是人脉关系为标准选拔新干部。邓小平在1975年接手的体制是一个烂摊子,很多能干的干部没有任何学习机会。他们经历各异、标准统一的考试派不上用场。要到10年以后,大专院校才能提供足够的毕业生,使学历能够作为选拔领导班子的标准。

由于“文革”给社会造成的分裂,选拔领导班子必然是一个明争暗斗的过程。为了使体制变得更加精英化,邓小平只能先从最上层做起,让可靠的老干部去选拔领导班子,然后再层层选拔,直到最基层。邓小平的整顿首先从军队抓起。

整顿军队。邓小平担任总参谋长后,便不失时机地采取了他认为对于整顿军队最为重要的一些措施:恢复纪律,裁减兵员,改善训练,为每个单位建立新的领导班子。邓小平在一个会议上列举了军队的问题。解放军在“文革”期间承担起地方的许多职能后,变得臃肿不堪,很多干部变得“肿、散、骄、奢、惰”。他说,最上层的纪律涣散导致了派系林立。部队干部在“文革”时期有权管理平民,这使他们变得傲慢自负,很多人利用这种权力住大房子,大吃大喝,耽于享乐。结果是尽管军队规模庞大,保卫国家的能力却十分低下。他说,今后军队干部的使用、提升,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很多仍在搞派性的人过去参加过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活动,但是邓小平没有指责他们以往参加过这些组织。重要的是他们现在做什么。无论过去打过什么派仗,只要愿意与新领导人一起工作,都会受到欢迎。

邓小平和叶帅很幸运,他们为恢复军队纪律和朴素作风所做出的努力得到了中央军委常委11名成员中大部分成员的坚定支持。在常委的支持和毛的批准下,两位领导人陆续使25000名前军队干部中的很多人重返工作岗位。

在1975年,占有邓小平最多精力的军队问题是裁员。军队的臃肿造成预算紧张,现役军人超过600万,比1966年多了20%。邓小平裁军工作的要点是制订新的编制表,然后把需要裁减的名额分配到全军各个单位。新的编制表完成后,空军和海军不会减少员额,但是陆军要裁员。为了减少对裁军的抵制,邓小平加大了为复员和转业军队找工作的努力。尽管安排退休的部队高层干部在地方党政机关或国营企业工作。普通军人主要安排到农村担任公社干部,还有一些人转业去了工厂。邓小平利用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为裁军计划寻求支持。会议确定了3年内减少兵员160万的目标,其中包括大约60万名军官。新的编制表一完成,军队立刻开始选拔各级领导班子。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几周后,宣布了中央军委的新成员。张春桥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仍然担任总参谋长,叶剑英保留了对军委的领导权。大多数中央军委常委都是能与邓小平和叶剑英合作共事的有经验的军队干部:聂荣臻、粟裕、陈锡联和梁必业。邓小平和叶帅在军队中得到的支持要大大高于张春桥,他们决定工作日程,并且在下级的任命中起着主导作用。

总之,在1975年,邓小平和叶帅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大多数人的支持下,在恢复纪律、裁军、为改进部队的教育和技术水平铺平道路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