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向前看,1975(1)

毛泽东在1975年指定邓小平取代王洪文主持党的会议时,中共仍处在“文革”的争斗所造成的混乱之中。邓小平在党内的新职务使他得以采取一些重要措施整顿全国的党组织。在北京之外的第一步整顿工作是在省级层面进行的,3个月之后进一步推向县和公社两级。7月2日叶帅写信宣布了由邓小平主持党内工作,两天之后邓小平便在有很多省委领导参加的中央“读书班”上做了讲话,会议的重点是团结和整党。

邓小平知道毛一直在对他进行观察,因此他在会上大讲毛主席的教导,至少是“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这是他为了配合自己当时的工作目标,从毛的教导中挑选出来、组合在一起的。邓小平小心地避免触动毛的敏感神经,同时大胆地、策略性地选拔善于治国而不是闹革命的人,他没有公然表示要清除党内的“左派”或激进派,但他的确更强调对搞“宗派主义”而不是搞“修正主义”的人的批评。他说,要把领导权交给有10年或以上工作经验的干部。邓小平还要求对那些未经适当资格审查就入党的人重新进行审查。虽然未做具体说明,但他针对的也是1966年到1975年组织程序混乱时期新增的1600万党员,而不是“文革”之前入党的1800万党员。毛泽东没有阻止邓小平的做法,这意味着他承认当时国家需要更加稳定的领导班子。整党的一项中心任务是让“文革”期间由林彪派往地方的军队干部退出地方政府的领导。

( 下图:左起:胡乔木、方毅、邓小平)

1975年5月5日,毛泽东主持了他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后不久,邓小平又去医院看望了周恩来。邓小平知道自己正触及毛泽东十分关心的问题,他也知道,周恩来在跟毛泽东打交道方面要比自己更有经验。周恩来告诫邓小平说,要谨慎行事,只抓具体问题,一步一步来,不要进行全面整顿。但邓小平还是决心进行全面整顿,攻克那些他认为搞四个现代化必须加以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毛泽东让邓小平接过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权后不久,邓征得毛泽东同意把自己的一批理论人马扩大为政治研究室这样一个正式机构。该机构设在国务院下面,其实是由邓小平亲自领导,由过去就是这个智囊团首领的胡乔木继续负责它的日常工作。

政治研究室

在正式担任了第一副总理后的第二天,1975年1月6日,邓小平把胡乔木叫来,提议由他和吴冷西、胡绳、李鑫等人成立一个研究理论问题的写作小组。邓小平从一开始就用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寻找那些毛泽东可以接受的理论观点,以便自己能有更大的自由去实施他认为有利于党和国家的政策。1月组成的小理论班子在7月扩充为政治研究室后,邓小平开始研究一些他个人认为重要、毛泽东也不会反对的问题,尤其是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政研室实际上就是一个核心内阁,是直接向邓小平负责的一批独立的顾问,可以帮他规划总体战略,起草政府公告。邓小平对它的控制权大于对党的官僚机构的控制权,因为后者过于庞大、多样,无法成为他本人的工具。政研室将工作分成三大块:理论、国内问题和国际关系。政研室的所有成员都是党内公认的老资格知识分子、有创见的战略家和写文章的高手。吴冷西、李鑫、熊复、胡绳和胡乔木具有在毛泽东手下领导宣传工作的丰富经历,而胡乔木像邓力群和于光远一样同时还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广博的知识储备。

虽然邓小平掌握着全面负责党内事务的权力,但毛泽东仍让“四人帮”保留对宣传工作的控制权,以防邓小平偏离他的意愿。事实上,江青也有自己专门的写作班子,他们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市委开会,总在伺机对邓小平的政研室出台的文件进行批判。江青的宣传工作难免与邓小平分管的文教科技工作发生重叠。对于邓小平来说,文化领域的整顿需要改变大方向,这就需要重新赢得因“文革”而疏远的知识分子的人心,把他们安置在能为中国的现代化做贡献的位子上。因此,1975年政研室在加强科研机构,特别是中国科学院的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江青和邓小平争夺最激烈的领域之一,是《毛泽东选集》最后一卷即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它成了一个关于如何阐释毛泽东思想的战场。打算收进《毛选》第五卷的一份文件《论十大关系》成了争执的焦点。这是完成企业集体化和国有化之后毛泽东在1956年4月25日的一次讲话,讲话中的一些观点邓小平可以用来为自己在1975年推动的工作计划提供依据。当然,“四人帮”反对重印这篇讲话,毛泽东也从未同意将它公之于世。直到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后不久,这篇讲话才在1976年12月26日重新发表。

邓小平失去毛的支持后,政研室也于1975年12月停止工作。1976年,它因为对以下三株“大毒草”的炮制发挥了作用而受到批判:“工业20条”、“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中国科学院

1975年6月,邓小平把精力转向重整中国的科学事业。邓小平、华国锋派出胡耀邦、李昌担任中国科学院核心领导小组负责人,对中国科学院进行整顿。7月中旬,华国锋代表邓小平和党中央对胡耀邦说,党希望中国科学院在四个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胡耀邦率领一个3人小组,带着整顿的命令于7月18日来到中国科学院。他宣布,“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科学院已经结束,工宣队和军宣队都要离开。中科院过去被下放农村的人现在可以回到自己的单位重新工作。几周以后,胡耀邦召开了有中国科学院人员和各主要部委代表参加的一系列会议,探讨中国在未来十年的科学技术需求。这些会议标志着向制定十年科学规划迈出的第一步。在整个9月份,胡耀邦与各研究所的领导开会,讨论如何克服他们工作中的具体障碍。胡耀邦能够设身处地地为受过罪的人着想,恢复工作的科学家觉得能与他亲近,对他产生了信任感。他很快就成了中国科学家群体心目中的英雄。

(下图:邓小平与胡耀邦在交谈)

9月26日,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了中国科学院在拨乱反正、选拔新领导和恢复工作方面的进展,邓小平充分肯定了胡耀邦的工作。10月4日胡耀邦被正式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他尊重专家,明确表示业务上的事由他们说了算。该年年底邓小平受到批判时,胡耀邦正在为各研究所任命新的行政领导,政治气候一变,任命进程也随即停了下来。胡耀邦还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着手制订了一个由中国科学院牵头的十年科学规划。文件的起草人为表明政治立场,引用了1962年毛泽东说过的中国要继续搞阶级斗争的话,但文件的重点是为促进“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提供稳定的工作条件。规划说明了当前农业、工业和国防急需的技术,也谈到了发展尖端技术的战略,如计算机、激光、遥感、仿生学以及在核能、粒子物理和其他领域的基础科学研究。邓小平希望最后的文件能够更符合毛的要求,9月2日完成的第四稿不再提前17年取得的科学进步,改为讲新中国成立后整个26年取得的科学进步,这样就避免了批评“文革”。

毛泽东看到的是第五稿,它必不可少地歌颂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也大胆宣布政治理论不能代替科学。恰恰是在这时,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应毛泽东之邀来北京看望他。毛向侄子表示,他对邓小平及其在清华大学的整顿工作有意见。毛泽东对科学规划也很恼火。他的怒气集中在一句话上:“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毛泽东坚信,他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此时,邓小平发展社会科学的规划也有了成果。邓小平大胆提出,社会科学十分重要,需要成立一个单独的社会科学院。1975年8月30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胡乔木起草了恢复中国科学院哲学和社会科学部的“国务院第142号令”。胡乔木在10月4日完成了有关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的请示报告,邓小平在次日便把它送交毛泽东。毛在10月6日批准了文件,包括出版第一期新杂志《思想战线》。但是10月25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受到批评后,出版杂志的计划突然停止。政研室受到毛的压力,不得不在1976年1月17日宣布它不再承担指导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工作。恢复中国社会科学院这项大事业还没有真正起步就流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