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向前看,1975(2)

文艺界的小百花齐放

邓小平在促进文化领域的任何变化时都要特别小心,因为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特别敏感。“文革”期间,江青严密控制着一切文化活动,除了她的样板戏之外不允许上演任何其他剧目。所有杂志也基本上全部停刊,只有很少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得以出版。书店里只卖《毛选》、革命英雄故事、为数不多的教科书和少量初级技术教材。

但是,毛泽东在1975年觉得小说、戏剧的创作太少了,他对邓小平抱怨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错误就挨批。百花齐放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得到毛的允许后,邓小平立刻印发了毛的指示并在党内传达。邓小平当天—就是7月9日—便把政研室里老资格的人召集起来开了个会,让他们搜集文化、科学和教育领域的出版物,以搞清楚能在多大程度上落实毛泽东的“双百”方针。他们的判断是文化生活死气沉沉,这就为有限扩大可以允许的文化活动范围铺平了道路。

在向邓小平抱怨文化缺乏活力的几天以前,毛泽东让秘书交给政治局一封信,宣布要释放周扬—他在“文革”以前相当于中国的文化沙皇。毛说:“久关不是办法。”很快,受到周扬牵连的很多著名人士也被释放。几天以后毛泽东对江青说,他希望看到文艺工作有更大的创作空间,对作家要宽宏大量一些。但是,毛泽东仍然让“四人帮”掌管着中宣部、文化部、解放军总政治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这些领导、指导思想文化的重要机构。实际上,从1975年7月起,他让“四人帮”和邓小平来回拉锯。“四人帮”对任何批评毛泽东的言论,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晦的,一向十分警惕;邓小平则在胡乔木的支持下推动了一场小规模的百花齐放。他和胡乔木对毛泽东允许放宽活动范围的任何暗示都不放过,会随即采取行动,同时小心翼翼地避免出轨。

扩大文艺自由的一大突破就发生在7月25日毛泽东看了一部名为《创业》的电影之后。该电影歌颂了开发大庆油田的余秋里和一批工人,他们长久以来一直受到毛的赞扬。胡乔木估计,毛应该会对该片有好感,于是指示收集有关材料。7月25日,毛泽东看了电影,心情不错。他写道:“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第二天,邓小平在主持政研会会议时接到了毛的信。毛在信中说,文化部太粗暴,连这样的好影片也不许放映,还有什么百花齐放?邓小平很快就把这封信公之于众,让文艺界大受鼓舞。邓小平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突破。他批准了另一封致毛泽东的信,内容是有关根据小说《海岛女民兵》改编的电影《海霞》。后来,胡乔木和邓力群甚至邓小平本人都帮助作者和作曲家给毛泽东写信,让他同意扩大文艺创作的自由,在一些事上他们也确实取得了成功。已于1966年停刊的《人民文学》杂志在1975年夏天宣布即将复刊。

周荣鑫恢复高等教育的努力

1975年夏天,邓小平和他的教育部长周荣鑫等人果敢地开始着手恢复中国的高等教育。毛泽东在1968年7月21日就做出指示,大学的学制要缩短,要从工人、农民中招收学生,学成后要回到生产第一线。1970年6月又宣布,要让工农兵而不是学术人员管理大学。大学都要建校办工厂,让学生能够用一部分时间在工厂劳动。1971年8月13日又发布正式规定,上大学要通过推荐而不是考试。这些改变对中国高等教育造成了严重破坏。美国科学家在1973年5月访问过中国一流大学北京大学后的结论是,该校的科学教育大体相当于美国初等技术学院的水平。

(下图:新任教育部长周荣鑫在作报告)

1975年1月,周荣鑫担任教育部长后,开始在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支持下,再次计划恢复高等教育。为了减少毛泽东提出反对的风险,他谨慎地重申政治学习的重要性,但是他也试图进行真正的改革。从5月到9月,教育部根据周荣鑫的指示,主持召开了多次讨论教育工作的座谈会。周荣鑫大胆提出,工农兵学员在大学里上一年学,不可能学到过去的学生三年里学到的东西。他不大胆地说,工农兵学员上完大学后再回到原来的工厂或容桂,无法满足国家对受过培训的干部和科技专家的需要。邓小平完全支持周荣鑫。他在9月26日的讲话中说,所有的现代化国家,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都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员,但中国的大学去下降到只有其他国家的中学的水平。一年以前,美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小心翼翼地对邓小平说,在他们看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存在严重问题。令他们大感意外的是,邓小平回答说,他完全同意他们的看法。

邓小平在1975年甚至建议,学生不必中断学业参加两年劳动就可以直接从高中升入大学。实际上,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美籍华人李政道在1972年10月会见周恩来时就提出过这种建议;1974年5月30日李政道向毛泽东提出这个建议时,毛泽东甚至也表示同意。然而,1975年11月,这个当时被称为“周总理指示”的想法却成了批判邓小平想重新使用“走资派”、“刮右倾翻案风”的理由之一。同时,周荣鑫在邓小平的鼓励下开始起草一份指导教育政策的文件。11月12日文件第三稿完成时批邓已经开始,但草稿的基本要点没有变:对于从1949年到1966年上学的人,他们所受教育的价值应当给予肯定;应当恢复专业化的高等教育,高中和大学教育的时间应当延长等。两天以后的11月14日,周荣鑫被叫到政治局会议上,他的建议受到了猛烈批判。

将邓小平撤职的前奏

晚年的毛泽东很少把时间用在治国的具体事务上,而是花大量时间沉溺于他所喜爱的文史之中,而且很留意其中的内容对当前政局的意义。毛在对《水浒》当时有一段评论:梁山义军的故事对当代也有意义。毛的这个看法传到了姚文元那里,他便抓住机会和江青一起批判周恩来和邓小平,说他们跟宋江一样是丧失了革命热情的投降派。

邓小平虽然察觉到了麻烦,但在8月21日的政治研究室会议上,他试图使事态得到控制。他说,评《水浒》“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然而毛泽东却另有打算,他要让辩论在群众中大张旗鼓地进行。毛已经在担心邓小平会像周恩来一样热衷于解放对“文革”十分反感的大批老干部。直接谈论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可能会如何对待毛的遗产在当时还过于敏感,“四人帮”便采取间接手段,讨论赫鲁晓夫如何抹黑斯大林。批邓的人警告说,他最终可能变成中国的赫鲁晓夫。既然邓小平以“打击派性”的幌子将造反派撤职,让老干部卷土重来,难道他们不会抹杀毛主席的威望,对毛主席和打击过他们的造反派进行报复?

江青一直在寻找既能讨好毛泽东又能批邓的机会,她抓住了毛泽东评《水浒》所提供的机会。从8月23日到9月5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告诫读者《水浒》中的义军领袖宋江是一个反面教材。江青也开始更嚣张地指责邓小平等人从事的整顿工作。9月15日,她利用一次大型会议(全国“农业学大寨工作会议”)进行了一个小时的恶毒攻击。她借《水浒》指桑骂槐,指责一些高级干部想架空毛主席。然而,毛泽东在1974年秋天以后想安定团结,一直对江青加以限制,他觉得江青在学大寨会议上胡闹,话说得太过火,没有允许它发表。他还让江青以后少说话。很多高级干部猜测毛对不断批判以前的造反派、继续为老干部平反已经有所不满,但“评《水浒》”的运动当时还是平息了下来。

在这期间,周恩来也感到了评《水浒》运动的压力,1975年9月20日他进手术室之前把自己关在医院一个小房间里,仔细阅读了有关1931年他从事地下工作时的一桩案子(伍豪事件)的录音记录稿,该案称他涉嫌公开发表脱党声明。他在进手术室之前对妻子邓颖超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邓颖超把他的话告诉了汪东兴,请他转告毛泽东。看来周恩来就像毛泽东一样,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也很担心自己在党内的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