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复出,1977-1978(1)

1976年4月华国锋被任命为总理和党的第一副主席后不久,美国驻京联络处主任盖茨与华国锋有过一次1小时45分钟的会谈。盖茨手下的人根据会谈写了一份评价华国锋的报告。这个报告颇有先见之明,它得出结论说,华国锋是个“耳聪目明却平淡无奇的人,他的突出特点是谨慎。他对材料掌握得还算充分,但没有表现出丝毫超常的智慧或魅力。华看起来是一个理想的过渡人物,在内政外交领域都不太可能采取不同寻常的举措。我怀疑华缺乏长期主政必不可少的眼光和领导能力。单调乏味的华国锋先生在完成他的历史使命之后,将被迫靠边站”。

按中国政治史写作中成王败寇的悠久传统,邓小平一向被誉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启动者,华国锋因事事紧跟毛泽东的决定和指示而受到指责。华国锋在会见外国人的第一年里谨防出错,因此不难理解,他只好空泛地讲讲政策,说些语焉不详的话,喊几句不会出问题的口号。华国锋是个聪明的好干部,但就整体能力和领导素质而言,他无法与邓小平相比。此外,他不主张让邓小平先前属下的老干部全面复出,他也不能进行稳健而大胆的领导,或是像邓小平那样与外国建立良好的关系。

但是,很多人低估了华国锋和他的改革信念。后来的官方历史对华国锋脱离毛的路线的意愿和支持中国对西方实行开放,没有给予充分的评价。其实,在华国锋当政的过渡期---从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到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他不但逮捕了“四人帮”,而且减少了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的作用,更加强调现代化而不是阶级斗争,将毛泽东时代不够常规化的党内会议转入正常轨道。华国锋确实想拖延邓小平在1977年的复出,但他并没有推翻邓小平在1975年取得的进步,他赞成邓小平1977年复出后采取的改革措施。他不但推动了国家的迅速开放,甚至因为在他的“洋跃进”中走得太远而受到尖锐批评。

华国锋的权威:有名无实

华国锋的权威完全来自于毛泽东的选择和他在党政官僚体制中的官方职位。华国锋缺少毛泽东和邓小平那种英雄般的革命经历、宏大的历史眼光、解决问题的稳健意识以及他们的沉着与自信。毛泽东去世后,为了使华能够治国,政治局给了他相应的头衔:党的主席、国务院总理和军委主席。在1976年底和1977年初,叶帅和汪东兴努力树立对华国锋的个人崇拜,以便加强其脆弱的个人权力基础。在1976年10月以后的几个月里,涌现出成百上千赞扬华国锋领导的书籍和文章,大量歌颂他的领导的诗词歌曲被创作出来广为传播,全国各地都能看到他的画像和毛泽东的画像并排放在一起。不过,宣传华国锋的做法也引起了反弹。很多曾为国家浴血奋战的党内老干部,都瞧不起华国锋这种1938年以后才入党的年轻干部,认为对他的大吹大擂既过头又冒失。到1978年底时,华国锋因为允许他人将自己的成就吹得太高而退居守势。人们对他并不信服,认为他的领导职位只是被任命而已,他实际上并不具备与之匹配的个人威望。

华国锋在1976年之前就认识叶帅和李先念,不过,在为实施抓捕“四人帮”的秘密计划而结成相互信任的小团体之前,他与他们并无特别密切的交往。叶李两人像华国锋一样,在“文革”期间没有受到多大伤害,相对而言也没有那些被罢官并受到迫害的老干部的情绪和怨恨。叶帅在“文革”前就未受重用,因此并不属于“文革”初期受到毛泽东打击的当权派。李先念是“业务组”成员,“文革”初期派仗打得热火朝天时,这里的干部一直在从事管理经济之类的政府日常工作。叶帅和李先念既不是整过人的激进派,也不属于要求更多民主、在经济领域进行更大胆尝试的人。与此相反,他们打算协助华国锋,以务实的方式在失去航图的后毛泽东时代平稳航行。

华在毛的遗志和中国的开放之间寻找平衡

从毛泽东去世的那一刻起,华国锋就面对压力要向激进派证明自己遵循着毛泽东的遗志。但后者不难看到,华国锋虽然自称是毛的追随者,却不搞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西方媒体报道说,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后开始了一个“去毛化”过程,这给华国锋造成了更大的负担去证明自己忠实于毛的遗志。逮捕“四人帮”在党的多数干部和广大群众中大快人心,但这激怒了那些认为自己追随的才是真正的毛主义的激进派。他们知道,毛泽东在去世之前,一直想在党内最高领导层为“四人帮”保留一席之地。这种异议使华国锋和他的两个老顾问叶帅和李先念处于守势。他们得竭力证明抓捕“四人帮”与继承毛的遗志相符。华国锋搜集各种材料历数“四人帮”的罪名,他下发的3份材料为逮捕“四人帮”符合毛的观点提供了证据。

自从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一直宣称自己在继承毛的遗志,继续遵行他的政策。但是,一些宣传家和毛泽东的坚定追随者,却不断批评他偏离了毛泽东为党制定的路线。为了回应这些批评,华国锋指示他的拥护者写一篇文章,以证明他忠实于毛的遗志,这便是1977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社论。这篇社论宣布,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要执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都要照办,此即后来著名的“两个凡是”。华国锋显然没有料到它会成为一些人攻击的靶子,他们认为中国应当脱离毛在人生最后20年所奉行的路线。

对于华国锋来说,为了在新时期全面领导国家,他需要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就像毛泽东在1956年召开八大、林彪在1969年召开九大、林彪死后毛在1973年召开十大一样。毛泽东刚去世不久华国锋就立刻开始了这项工作,并于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召开了党的十一大,随后又在1978年3月召开了旨在提供全面政府领导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于这次党代会过于仓促,华国锋只能把许多问题先放在一边。在向十一大做的4个小时的报告中,他用意识形态和党的套话来掩盖政策分歧。像周恩来和邓小平一样,华国锋继续强调四化建设。在选择最可靠的经济顾问时,他选的是“建设派”,即那些希望抓紧扩大新的基建项目并从国外引进工厂的人,而不是较为“谨慎”的计划派和财政干部。华国锋尤其倚重大庆油田的杰出领导人余秋里,让他领导用更高的指标去充实邓小平的十年规划的工作。华国锋也十分倚重国家建委主任谷牧,毛泽东和周恩来在1974年10月就选他担任了副总理。

邓小平在1978年成为头号领导人之后,华国锋对自己的冒进做法做了自我批评,他没有考虑到中国外汇短缺,没有能力迅速吸收国外技术,中国的预算也不平衡。一些批评是有道理的,例如,华国锋鼓动余秋里考虑在几年内开发十个大庆油田,这是完全不切实际的目标。但是,他要推动中国快速发展,加快引进外国技术的整体目标,与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其他许多领导人是一样的。时常有人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包括愿意学习国外经验和急迫地想要引进外国技术—源于1978年12月邓小平领导下的三中全会。其实不少做法始于1977年华国锋领导时期,而华国锋提出的政策也并非由他首创。华国锋和邓小平所推行的,是被很多中共干部视为中国必由之新路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