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复出,1977-1978(2)

安排邓小平复出,1976年10月---1977年4月

邓小平是否回来工作,以及回来之后干什么,从“四人帮”被捕那一刻起就是个议论纷纷的话题。党的领导层一致认为邓小平是个难得的人才,已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则把他视为他们认可的领导人。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一公布,香港和西方媒体就开始揣测华邓两人之间即将发生权争。不过,在当时的中国,还无人敢向毛泽东挑选接班人或华国锋担任中共主席的权力提出严肃挑战。

毛去世后的几个月里,高层圈子一直拿不定主意,邓小平回来后是让他在华国锋主席手下当总理呢,还是让他成为头号领导人?华国锋的资深顾问叶帅和李先念主张让邓小平在某个时候回来担任一定的职务,但是要在华国锋的领导之下。华国锋从未明确说过不应让邓小平回来工作。但是他在1976年10月26日---“四人帮”被捕刚过两周---做出指示,要继续批判邓小平及其让更多老干部恢复工作的做法。然而,在1977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已经不再鼓励批邓了。邓小平曾受到不公正对待,被认为要对“四五”抗议活动负责,很多干部对此都有意见,华国锋指示宣传部不要再提“四五”事件。他不承认,参加抗议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反革命,邓小平也没有参与策划此事。

这时有很多人认为,邓小平的复出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尽管叶帅仍在说时机尚不成熟。1977年1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了为邓小平恢复工作的问题,决定应当让他重新担任一定的职务。《人民日报》的“两个凡是”的社论---标题是《学好文件抓住纲》---在2月7日一发表,立刻就成为高层干部争论的焦点。假如毛泽东批准的所有政策和他的全部指示都要遵守,那么对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定性,以及撤销邓小平职务的决定,也就不能再有二话。《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后来说,“两个凡是”一文堵死了让邓小平等一批老干部复出的道路,也使参加过“四五”天安门事件的人无法得到平反,另一些冤假错案无法得到纠正。邓力群是奋起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之一,他把这个问题向王震提出,王震又提请政治局给予注意。

1977年3月,华国锋在向中央工作会议作的报告中解释了为什么抓捕“四人帮”之后还要继续批邓,他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因此要继续进行。”他暗示邓小平不会完全拥护毛主席,并且又加了一句尖锐的话:“我们要记取赫鲁晓夫的教训”。人人都知道邓小平经济被批为“中国的赫鲁晓夫”,他有可能效仿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面批判。然而,华国锋并具备毛泽东那样的权威,陈云和王震两人广受尊敬,论资历和个人威望也远在华国锋之上,他们仍然敢于在自己的小组会上大胆直言,表示支持邓小平复出。陈云在发言中说,“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王震的发言援引毛曾经对邓小平的赞扬,让激进派处境尴尬,极难反驳他。他引用毛的话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王震说,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热切盼望他早日回到党的领导岗位上来。

(下图: 一张有点意思的照片。虽然照片标题中的主角是华主席,但是照片正中间的却是当时担任多个副职的邓小平,标题中的主角华主席虽然是全身,但是他靠边站着,只在画面中露出侧脸。)

在小组讨论中很多人支持陈云和王震的意见,可是负责整理会议报告的汪东兴没有把陈云和王震的发言以及随后的讨论收进去。汪东兴对他们说,只要修改一下发言,就可以收进会议简报。陈云和王震资格远在汪东兴之上,他们回答说,把不把我们的讲话收进简报,那就随你的便。他们未经修改的发言虽然未被收入正式简报,但在会上会下广为流传。开会期间,华国锋也承认,是“四人帮”在1976年4月压制群众悼念周恩来去世,邓小平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人民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是合情合理的。然而他依然把它称为反革命事件,并且说,有极少数参与者是反革命分子。他又说,“反击右倾翻案风”—人人都知道邓小平赞成翻案—是正确的。华国锋意识到了人们普遍支持邓小平复出,他说,要做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他的意思很清楚,时机一到,邓小平的复出之路自然会畅通,但不必操之过急。不过,他说,十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大(将在这一年夏天举行)适合做出让邓小平复出的正式决定。

在这期间,邓小平明确表示他不支持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在4月10日写给华国锋、叶帅和其他中央委员的信中,邓小平表明了他对那篇有争议的社论的看法。他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以这种聪明的说法承认了毛泽东的权威,但实际上他是在说,华国锋并不是解释毛泽东的观点的唯一权威;任何具体问题都要放在更大的背景里去看待,而与华国锋相比,那些长期跟毛泽东一起工作、与毛关系密切的中共领导人,更有资格从这个“更大的背景”对毛的观点做出判断。他还说,至于他个人的工作安排,“做什么,什么时机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他还建议把他这封信,连同1976年10月10日他写给华国锋表示支持其领导的信一起,印发全党。

华国锋在收到邓小平的信时意识到,必须对日益高涨的支持邓小平复出的力量做出回应,于是他派忠实于自己的高层干部汪东兴和李鑫去跟邓小平商量他复出的事。此时华国锋已经肯定了“四五”示威活动的积极意义。在这个背景下,邓小平没有心情满足汪东兴和李鑫两人向他提出的要求:在为他的复出做准备时,他要肯定“两个凡是”。邓小平告诉他们,如果把“两个凡是”奉为教条,为他平反的事就说不通,对天安门广场示威的肯定也说不通。邓小平又解释说,不能把毛泽东在某个场合做的事拿来解释他在不同场合和时间做的事。毛泽东本人也承认自己犯过错误。4月14日邓小平对信做了稍许修改后,华国锋同意将其印发党内。华国锋一度尽可能合理地拖延邓小平的复出,但最终还是向势力强大的老干部所形成的气氛做出了让步---他们都希望邓小平回来。

到5月12日时已经很清楚,邓小平将恢复一切职务,包括接过军队和外交工作。他将像过去一样担任副总理。邓小平还自告奋勇承担起科技和教育工作。5月24日,邓小平为了给自己的复出做准备,把他的密友王震和邓力群请到家中,讨论如何恢复他的写作班子以及促进科技和教育的发展。在批邓运动中,有为数极少的人极其坚定地不参加批判,邓力群便是其中之一,他为此受到了惩罚,被下放农村从事劳动。邓力群带来了邓小平写作班子前负责人胡乔木的一封检讨信,胡为自己参与批邓表示道歉。邓小平没有看那封信,而是让邓力群把它退了回去。他说,胡乔木的批评我不介意,胡乔木只是讲了一些套话,这可以理解。他说,他欢迎胡乔木回到写作班子。

邓小平没有把很多时间用在外交上。他同意参与重要决策,但他表示不想承担对日常外交工作的领导,他说那让他感到厌倦。邓小平还说,他真正想抓的工作是科技和教育,他认为这是现代化最重要的领域。邓小平估计,中国的科学技术已经落后世界20年;例如,他提到中国当时大约有20万名科技人员,而美国是120万。邓小平提出接手科技工作,也是在表明他不会很快就在关键的政治领域挑战华国锋。但是,为了促进科学的发展,邓小平毫不犹豫地触及仍然敏感的政治问题。与那些坚持“红”比“专”更重要的毛派分子相反,他大胆宣布,对政治不感兴趣的科技人员也是有用之人,军队也需要培养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