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复出,1977-1978(3)

邓小平的复出

7月17日,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正式恢复了他在1975年4月5日以前的全部职务: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党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和解放军总参谋长。政治局常委的五人中邓小平排名第三,位于华国锋和叶帅之后,李先念和汪东兴之前。7月2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社论宣布了他的新职务。邓小平复出之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是在7月30日大陆和香港之间的一场足球赛上。当广播宣布他来到体育场时,全场起立对他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在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举行的中共十一大上,代表们欢迎邓小平的复出,也有一些毛派分子对此感到不安;当时代表们对于如何看待毛的遗产,以及实行哪些具体政策,仍未达成明确的共识。党的领导层试图掩盖分歧,展示团结,采用了一些肯定毛泽东遗产的口号,也泛泛提到现代化目标。大会宣布“文革”已经结束,但也肯定了它的意义;尽管中国要学习国外的新技术,但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要继续批判右倾主义。

邓小平此前在8月初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做出保证说,他将在华国锋主席的领导下工作。他借用了一个军事术语,把自已的工作称为搞“后勤”。代表们明白他的意思,他是要为司令员华国锋当助手。具体来说,他要“协助华国锋主席和叶剑英副主席”抓好科技和教育工作。邓小平不想威胁华国锋的领导,至少暂时不想。

事必躬亲抓科技教育

中共十一大闭幕以后,邓小平在教育部干部的一次讲话中说:“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邓小平知道中国必须提高普通民众的文化和科学知识水平,但他关注的是更高的目标:能够取得科学突破,推动工业、农业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研究。在他看来,“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邓小平不断会见获诺贝尔奖的美国华裔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和丁肇中。提问的焦点始终如一:中国能为提高自身的科学水平做些什么?有人问过他,中国的现代化努力刚刚开始,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搞离子加速器?他说,为了促进中国科学的发展,必须向前看。

邓小平很快就提出了提高中国科学水平的计划:要从科技系统中挑选出几千名尖子人才。这些人挑选出来后,就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地做研究工作。生活有困难的,可以给津贴补助。他们在政治上要爱国,爱社会主义,接受党的领导。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邓小平认为,当中国需要青年知识分子推动科学发展时,把他们送去参加体力劳动是严重的浪费。虽然他没有用过“精英治国论”的说法,但其实他是相信这种观点的。

邓小平重用教育和科技精英的做法遇到很多抵制。邓小平复出之前,很多保守派仍然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实行的是“资产阶级”教育政策,应当进行批判。邓小平不断会见各地领导,驳斥激进派对待知识分子的观点,就如何养成尊重人才、促进国家进步的新风气提出具体建议。邓小平说,现在的计划远远不够,要把各专业最有学问的科学家列一个名单,确保他们得到必要的设备和生活条件。1964年和1965年毕业的大学生仍没有合适的工作的,要给他们安排更好的工作。邓小平又说,对那些去海外留学的中国学者,要想办法鼓励他们回来,即使不想回来,也要把他们当作爱国人士,请他们回来讲学。教育部要选出水平最高的学校,通过考试录取分数最高的学生。

尽管邓小平言辞坚定,但反对的势力依然强大。因此在8月4-8日有三十几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的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上,他感到有必要再次批驳当时仍占上风的观点。该观点将教育视为“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他认为,不能再置理论专家于不顾,只赞扬那些生产第一线的技术人员。邓小平认为,应当把中国一些最有才华的年轻人送到国外留学,他为此设立了出国留学计划。通过推行受学术界热烈拥护的政策,邓小平赢得了知识分子的好感。

恢复高考

不论对邓小平还是其他人而言,提高教育质量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恢复高考。邓小平早在复出之前就认为,好的学校录取学生,不能根据“阶级出身好”和“思想觉悟高”,而应根据学习成绩,必须通过有竞争的入学考试加以判定。邓小平认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已不复存在,因此“出身”不再是问题。他强烈感到,越早恢复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入学考试,越能使中国领导层尽快着手改善国家的教育。邓小平尤其想恢复“文革”期间被终止的“大专院校统一入学考试”。但是在1977年8月4日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正在制订的大学秋季开学计划中录取学生仍然是根据推荐。在秋季学期开学前的几周之内还有可能恢复高考吗?当这个问题在座谈会上被提出来时,邓小平转身问教育部长刘西尧是否还有可能。从刘做出肯定回答的那一刻,邓小平就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要在1977年举行高考。

他在会议结束前宣布,“应当结束推荐制度,直接从高中录取学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一巨变并非易事。要确定考试科目,挑选出考题的人员,公布考试计划,为数百万人举办考试,组织和完成评分,确定哪些大学招生以及录取多少学生---这是一项令人瞠目的任务。因此不可避免的是,大学的开学时间比预期晚了几个月,也不是事事顺利,但确定重新开学了。1977年8月13日,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正式下令在1977年举行全国统一高考。

约578万在过去10年里达到上大学年龄的人---其中很多人当时仍在农村劳动---在那年冬天参加了高考,但大学的录取名额只有27.3万人。在1977年和1978年,参加高考者的实际录取率只有5.8%。由于大学仓促上阵,生活条件和授课经验都不尽如人意,按一些学生的说法是,“80年代的学生,用着70年代的教材,听60年代的老师上课。”

“实践标准”挑战“两个凡是”

中央党校在1977年重新开学后,很快就成了党内立意革新的学者和学员的一个中心。党校在10月迎来它的第一批学员。这一级学员共有807人,其中大约有100名学员是由各部委和各省选送的特别有前途的中年以上的干部。他们要在一个“高级班”学习半年。高级班的100名学员中,大多数人都在“文革”中受过罪,他们既想分析过去20年出了什么问题,也想讨论对中国未来的看法。他们对各种新思想持十分开放的态度。党校的教员和研究人员也分享着他们的热情,急切地想为确定新时期的理论和政策方向做出贡献。这种探索新思想的愿望得到了胡耀邦的全力支持,他当时是中央党校的第二副校长,党校名义校长是华国锋,第一副校长是汪东兴。中央党校很快就成了党内创新思想的中心。

第一批学员来到中央党校之前,胡耀邦的部下就在7月15日创办了一份名为《理论动态》的期刊。该期刊在1978年5月10日出了第60期简报,标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1日的《光明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5月12日《人民日报》和军队报纸《解放军报》也转载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认为,评价真理的唯一方式是人民群众广泛的社会经验。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思想体系,而是必须根据经验不断重新做出解释。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现在表述带有局限性或造成了灾难,也应当加以纠正。文章问世后立刻引起轩然大波。有些读者大加赞扬,但是政治局中负责抓宣传工作的常委汪东兴和《人民日报》前主编吴冷西却十分恼火。汪东兴和吴冷西准确地意识到,此文是在鼓励对他们所信奉的正统毛泽东思想提出质疑,文章批判“僵化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是在攻击“两个凡是”。汪东兴亲自给胡耀邦打电话,批评他同意发表这种文章。

邓小平看了这篇文章后,说这是一篇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好文章。“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这两篇文章成了磁铁的两极,各自吸引着持有两种不同观点的人。双方的争论暴露和加剧了华国锋支持者和邓小平支持者之间的矛盾。“文革”的受益者普遍支持华国锋,“文革”的受害者则普遍支持邓小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团结了这样一批干部,他们认为华国锋不足以担当领导国家的大任,但又不敢明说。在此后的几个月里,随着围绕两篇文章的论战如火如荼地进行,它也日益成为双方的一场政治斗争,一方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为邓小平才是最好的领导人,另一方则坚持“两个凡是”,拥护华国锋。摊牌似乎无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