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三个转折点(1)

从1977年到1980年,多次由高层官员分别进行的考察访问,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邓小平在开创性的5天访法之行为中国树立了一个先例,当时陪同他的有负责工业、交通、管理和科技的高层干部,他们分别对各自的领域进行考察。他批评一些干部不明白中国有多么落后,并坚信走出国门能打开他们的眼界。华国锋曾率团出访过东欧,回国之后也成了派团去现代国家考察的支持者。在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后,出国考察的安排工作已经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到1978年这些准备工作完成后,很多高级干部第一次有了出国考察的机会。这一年里有13名副总理一级的干部出访约20次,共访问了50个国家。数百名部长、省长、第一书记及其部下也加入了考察的行列。

在1978年的所有出国考察中,对中国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谷牧所率的考察团于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对西欧的访问。它和1978年11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同年12月的中中全会一起,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三个转折点。

谷牧的出访和四化建设务虚会:1978年5-9月

在中国的经济领导人中,谷牧的地位仅次于李先念和余秋里。从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他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了欧洲5国---法国、瑞士、德国、丹麦和比利时。这次访问为期5周,成员包括来自各个专业的干部,他们深入考察了对中国有用的技术和观念。谷牧副总理是个经验丰富、广受尊敬的经济干部。在“文革”期间,他是仅次于李先念和余秋里的“业务组”领导人,为经济工作提供全面领导。邓小平最初因谷牧在“文革”中得到重用而对他有所怀疑,但是看到谷牧是个干练而务实的干部,并支持现代化,邓很快打消了疑虑。从欧洲考察归来后,他就被委以指导促进外贸和发展经济特区的重任。

 (下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

考察团访问了5个国家的15个城市。他们参观港口,乘坐汽车、轮船和火车旅行。他们考察了发电厂、农场、工厂、商场、研究所和生活区。他们一路听取情况介绍,收集各种资料。他们的重点是经济事务,因此会见最多的是经济专家。他们考察了制造硅片、光学仪器和化学制品的工厂。这些国家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以及工人的整体生产效率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瑞士的发电厂用计算机进行管理,戴高乐机场则用电子设备引导飞机起降,这些情景令他们震惊。而在不来梅港,中国代表团第一次见到被吊运到货船上的集装箱。这些国家的农业生产率之高也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需要专心学习科学技术。考察团的成员本来以为会看到工人受到剥削的证据,然而这些国家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之高让他们大跌眼镜。原来以为资本主义国家是落后腐朽的,走出国门一看,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欧洲人愿意向中国提供贷款和现代技术,也让代表团成员大感意外。他们还惊奇地看到,欧洲国家允许地方政府自主管理财政和征税,并对当地事务做出决策。

谷牧的代表团回国后,根据安排立刻向政治局会议汇报了出访情况,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于下午3点召开。政治局委员们是如此之兴奋,他们决定晚饭后继续讨论,会议一直持续到夜里11点才结束。他们听过谷牧的汇报后,才知道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差距是如此巨大。一些中国领导人有些怀疑对西方情况的汇报,但他们了解并尊重谷牧代表团的成员,知道这些人是可信的。由于多年来惧怕西方,他们对欧洲人热情好客的开放态度以及提供贷款和技术的意愿更是感到吃惊。谷牧知道他的同事们对资本家抱有疑虑,他解释说,欧洲人愿意投资是因为他们的工厂开工不足,因此想把产品和技术卖给中国。谷牧提出了外国人能够帮助中国改进生产的一些可能方式---补偿贸易、合资生产和外国投资。

在此后的十几天里,代表团把汇报材料整理成正式的书面报告,于6月30日提交政治局。邓小平单独接见了谷牧。他在见面时说,中国应当根据谷牧的所有建议,尽早采取行动,包括向国外借款。中国领导人决定首先集中力量抓纺织业,因为中国的布匹十分短缺,购买任何布料都要凭票。因此,谷牧主张抓紧引进化纤工厂,这样可以生产所需的合成纤维,就像日本、韩国和台湾、香港地区一样,用纺织和服装业推动中国轻工业的起飞。谷牧出访之后的几周之内,代表团就完成了报告,中国领导人立即组织了相关单位对考察的内容进行讨论。

报告完成后,国务院立刻召开了“四化建设务虚会”。会议从1978年7月6日一直开到9月9日,研究如何利用新的机会引进西方技术和资本。与会者被告知,不要专注于过去的错误,要思考国家在未来应当做些什么。邓小平因为正忙于教育、科技和外交工作,没有出席会议,但他一直看会议简报,并在看过会议总结报告的草稿后提出了修改意见。务虚会在两个月里开了23次上午会。一向很少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华国锋认为这些会议很重要,因此参加了其中的13次。李先念在9月9日的闭幕会上宣布,从1978年到1985年要进口价值180亿美元的货物和设备。

在务虚会的讨论中所形成的对未来10年的展望,反映出谷牧出访带来的乐观主义和兴奋情绪。有些设想,如中国可以用出口石油的钱为进口新工厂设备买单,后来被证明完全不切实际。不过尽管存在过度乐观的倾向,务虚会的干部们并没有放弃政府管制,外国人仍然不能不受限制地进入中国的经济。在务虚会期间,乐观的与会者自然无意听取陈云----他代表了一批冷静谨慎的干部----所说的话。陈云自1962年受到排挤后一直没有官职,但是没有人比他更清楚盲目乐观的“大跃进”给经济造成的破坏,当时也没有人能比他更敢于给乐观情绪泼冷水。陈云说,向外国借钱是对的,但一下子借这么多,我们管不好。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我国的现实。如果不注意平衡,只依靠国外贷款,这样做是不行的。但是,许多与会者都想大干快上,不愿意听取这些泼冷水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