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向日本开放,1978(2)

邓小平对自己在国内的权威地位很自信,也熟悉他遇到的很多日本人,因而能轻松展示他的自然魅力与率真。当人群聚在他身边时,他意识到自己可以打动他们,他就像一位自知正在赢得听众的政治家一样兴致勃勃地做出回应。邓小平在日本的主要向导是廖承志。廖对日本有直觉上的理解力,与日本人有密切的私人交往,在中国又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无论他之前还是后来的中国领导人都难以与他相比,他是邓小平日本之行的理想旅伴。

以参观日本的现代化工厂时,邓小平意识到好的技术需要有效的管理,而出色的管理又同整个国家的制度联系在一起。他表示有兴趣学习日本的经验,即它如何从“二战”时期的政府指令性封闭经济向1950年代以来更开放和有活力的经济转型。他知道,日本政府在日本的现代化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但又避免了僵化的社会主义计划。他们是如何做到的?邓小平对于在工厂、公共运输和建设项目中看到的现代技术也很着迷。他要想办法将现代技术和现代管理带入中国。

邓小平在中国从未举办过记者招待会,而在日本却成了第一位举行西方式记者招待会的中共领导人。来到日本记者俱乐部的记者大约有400人。邓小平首先谈了一些国家谋求霸权的危险和中日两国共同对抗霸权的重要性。不过,他也感觉到日本有强烈的中立主义情绪,因此他说,中国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中国为了搞现代化,其实也需要和平的环境。之后邓邀请记者提问。当有记者提出钓鱼岛归属的问题时,气氛骤然紧张,然而邓小平回答说,中日两国看法不同,对钓鱼岛的称呼不同,不妨先把问题放一放,把它留给后人,他们会比今天的人更聪明。最后,在回答毛泽东“文革”中给国家造成的灾祸时,邓小平说,“这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错,而是我们大家的错,我们很多人都犯过错误;我们缺少经验,缺少判断力。”

( 下图:邓小平访日期间参加记者招待会)

在回答有关“四化”的问题时,邓小平宣布,中国已经制定了目标,即到20世纪末要在“四化”建设上实现突破。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国需要好的政治环境和正确的政策。他说,“必须承认自己的缺点,我们是个落后的国家,需要向日本学习。”他说,访问时间虽然短暂,但他要让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日本人很希望听到这样的话,他的讲话结束时,全场起立为他鼓掌,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一个共产党领导人首次举行记者招待会,为何能取得这样的成功?部分答案是,邓小平具备在国内向不同的人解释政策的长期经验。但是他的成功也来自于他对日本国情和观点的了解、谈到中国政策时的自信、承认中国有问题时的坦率态度、对日本的明显善意、轻松风趣的语言。

次日,新日铁社长和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陪同邓小平乘气垫船穿过东京湾,参观了新日铁的群津制铁所。君津制铁所是一个自动化钢铁厂,仅此一家工厂生产的钢铁量,就相当于当时中国全部钢铁厂总产量的一半。邓小平参观完工厂设备之后,立刻宣布他希望在中国也建一座君津这样的钢铁厂。事实上,在邓复出之前,以君津为范例的宝山钢铁厂已经在筹划之中。邓小平乘坐新干线“子弹头列车”从东京前往京都,然后又参观了邻近的奈良和大阪。邓小平游览了有800年历史的京都,它的城市规划、艺术和建筑皆模仿唐朝古都长安。然后他从京都乘专列去了奈良,这座城市也是依照中国样式兴建的,建城时间甚至比京都还要早。

离开奈良,邓小平又去参观了松下公司在大阪的电器工厂,在那里会见了松下幸之助。这时的松下已是全球领先的电器公司。邓小平在松下不但看到了大规模生产的彩色电视机,还看到了尚未进入中国的传真和微波设备。邓小平称他为“管理之神”,并请他把所有最新技术都教给中国人。松下说,像他这样的私人企业要靠开发的技术养活自己,因此不愿意转让最新的技术秘密。不过此后松下的工厂在中国发展迅速,也确实教给了中国人技术,并在10年之内就帮助中国实现了松下的梦想—生产出中国民众能买得起的电视机。

日本广播公司全程报道了邓小平参观工厂的经过,展示了一个精力充沛、观察力敏锐而又自信的邓小平。他充满好奇和热情,但并没有对他看到的日本新技术一味说奉承话。如果过于谦恭的话,他可能会受到“崇洋媚外”的指责,因此他得把握好分寸。在邓访日期间当记者问邓小平对新干线列车有什么看法时,他给出了完美的回答: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快,真快!”他既承认外国技术的价值,又没有伤害中国人的自尊。

邓小平访日之后,对“管理”一词的含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开始更频繁地使用它。他的同胞都相信毛时代教给他们的东西,认为西方工人爱着剥削,邓对他们解释说,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日本工人挣的钱能够买房子、买车、买那些中国还根本没有的家电。邓小平在日本不仅看到了他过去只是读到过的东西,他还要学习日本人是如何组织工人、如何将他们的敬业精神和效率发挥到最大的,他将其总结为“管理”。他从日本之行得出的结论是:“一定要抓管理,光搞生产是不行的,还要提高质量。”日本媒体对邓小平访日的报道大力渲染了这次访问取得的成功,并加强了日中关系;中国的报道则比较正式和低调,但传递的信息从本质上说是一样的。

访日的成果

在邓小平结束访日之前已经安排了一个经济代表团去日本进行更具体的考察学习,成员包括北京、天津和上海的主要经济官员。团长是国家计委副主任袁宝华,他们在邓小平离开几天后就抵达日本,在那里考察了一个月。考察之后代表团写了一个非常乐观的报告,概述中国应如何学习日本的经济管理。

考虑到读报告的中共领导人仍然深受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影响,因此代表团的报告里解释说,日本对马克思所描述的早期资本主义做了重大修正。日本的管理人员聪明地学会了如何通过激励工人来获得利润,他们努力工作是因为他们得到的待遇要比马克思看到的那些受剥削的工人好得多。根据考察中学到的东西,他们为各省负责经济工作的高层干部制订了培训计划,向他们讲授日本的做法。

邓小平也启动了文化交流,使日本文化—电影、故事、小说和艺术—进入中国。邓小平知道,这可以为扩大中日两国的经济和政治交往打下坚实的基础。在邓小平领导时期,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态度大为改观。可以说,邓小平在为坚实的中日合作关系打基础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事实上,到1980年12月时中日关系已大为改善,使两国能够第一次举行内阁级的联席会议。此外,黄华和日本外相伊东正义大该月还签订了协议,由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向中国提供条件优厚的长期贷款。日本企业在中国各地设厂,日本贸易振兴会在上海开设了办事处,它利用与日本企业广泛的关系网,寻找愿意对中国各部门的培训计划请求做出回应的日本企业。在邓小平时代的鼎盛期,日本在为中国的工业和基础建设提供援助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