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重组领导班子,1979-1980(1)

邓小平1978年12月成为中国的头号领导人时,他自己的领导班子还没有到位,也没有形成足以凝聚民众的有关中国未来的明确构想。当时,他要与仍正式担任党的主席和政府总理的华国锋及其在政治局的4个支持者分享权力。1978年12月,邓小平已步入权力结构的顶端,但这个权力机构并不是由他创立的。

邓小平不太在乎头衔,他更为看重建立一个能干的班子和组织,他能与之一起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还要再用一年时间,他才能取得牢固的控制权,选出关键领导人,使他们和他的计划到位。在这段时间,他要削弱和清除华国锋及其支持者,用自己的班子取而代之。他成为头号领导人后,还要想办法对付毛泽东去世后在党内仍然无处不在的影响。他在为自己的领导班子和中国人民制定新的路线时,要尽量减少一些人的抵触情绪—他们仍然崇敬毛泽东,指责邓小平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要在中国搞“非毛化”和“修正主义”。

1979年春天,邓小平力求对某些担心邓小平可能大胆地推动开放的保守派有所安抚。军队和政府的很多高层干部对邓小平攻打越南的决策是否明智也有所疑虑,并公然表示他们担心邓小平正在背叛党,把国家带向资本主义道路。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是很重要的一步,弱化了保守派的批评。但是,他还要与抵制他的势力周旋数月,才能牢固建立起自己的班底。

邓小平得到了强大的支持,但对他的抵制也很明显。例如,军队报纸《解放军报》在5月21日的一篇报道中说,许多部队单位抵制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据一些单位说,多达三分之一的军人不支持三中全会精神。有报道说,很多军人拥护华国锋,不是因为他本人的成就,而是因为毛泽东选定了他,因为他们认为华国锋拥护毛泽东的路线方针。城市精英倾向于批评毛泽东,但农村人普遍更愿意接受对毛泽东的崇拜。来自农村的军队尤其喜欢农村的集体制度,因为它给军属提供特殊照顾,很多人退役后有望在农村的集体单位就业。他们觉得邓小平的改革威胁到了这种制度。

邓小平在公开场合,并不批评毛,而是把那个时期的问题归到林彪和“四人帮”头上。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形象,他小心地不与华国锋直接对抗,而是只批“两个凡是”。虽然华国锋主席的权力已被削弱,他还是在5月18日开幕的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当时与会者都没有意识到,这是华在党或政府会议上的最后一次重要讲话。这次讲话后不久,邓小平觉得对党进行调整的时机已经成熟。

登黄山归来与党的建设

1979年7月11日,邓小平启程前往华北和华中,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出游。这次出游从登安徽省的黄山开始。邓小平于7月13日开始登山,两天后返回。对于任何一个75岁高龄的人来说,这种旅行都是令人惊叹之举。邓小平回到山下的住处时,迎候他的是他的盟友、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后者曾解决过铁路运输的难题,如今正在为清除农村改革的障碍铺路。北京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干部认为,邓小平登黄山,就像毛泽东著名的游长江一样,他要让人们看到一个健康的领导人,准备在国内政坛上大干一场。

邓小平要做的新工作是什么呢?党的建设—为关键岗位选出高层干部;选拔和培养新党员。三中全会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政治的核心目标。邓小平在3月30日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以及他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实事求是—使思想问题也得到了解决。现在则要适时地确立标准来选拔和培养干部以形成领导班子,要先从上层开始,然后中层,最后是基层;要吸收和培养新党员。1979年大多数老干部都已复职并身居要位,取代了“文革”中占据要职的军人和造反派。华国锋在1979年夏天时已经失势,不可能在党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邓小平和他的老干部们处于当政地位,因此他们能够在培养哪一类干部上取得相当大的一致。

邓小平需要的是能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的人。具体说来,邓小平寻找的干部要有能力处理外贸、金融和技术问题,这又意味着吸收和提拔那些学历较高、掌握科技和管理知识的人。在当时的中国,这意味着一种根本的转变。在毛泽东时代,“红”一向比“专”更重要。邓小平宣布,旧阶级已经消失,他需要有能力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出身。为了给新的高层领导人让路,他要清除认同保守政策的政治局成员,首先是华国锋的4个拥护者—汪东兴、吴德、陈锡联和纪登奎。他向人们解释,这些人的解职以及对新领导人的选拔,是按照建设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做出的。

邓小平对人有很好的判断力,但他还是花很多时间考虑人事任命问题。在邓小平的班子里,两个职位最高的人—陈云和李先念—并不是由他选定的。作为公众人物,陈云和李先念不能和邓小平相比,但了解内情的干部把1980年代的权力结构称为“两个半”,意思是党内高层圈子认为陈云和邓小平大体旗鼓相当,李先念算半个“婆婆”。陈云虽然比邓小平小一岁,但在1930年代中期以后的20年里,他的地位一直高于邓小平,在领导经济和处理历史遗留的人事问题上,他的权威无人可及。陈云从1962年到1978年受到冷落时,李先念则一直在周恩来手下负责领导经济工作。

(下图:胡耀邦与赵紫阳)

比邓小平小10岁到20岁的那一代人几乎都没有上过大学,但邓小平选定的高层政治领导是尊重教育并能在工作中自我教育的人。邓小平为他的班子选出了3个他认为适合并相信有能力领导中国现代化的干部:胡耀邦(1915年生)、赵紫阳(1919年生)和万里(1916年生)。胡耀邦已证明他能领导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赵紫阳在四川开展了很有前途的企业重组试验。万里对铁路秩序进行过成功的整顿。对邓小平班子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另一个人是邓力群,他没有担任和其他人一样高的职位,但作为撰写讲话稿和党内文件的笔杆子,他能发挥很大影响。邓小平班子里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胡乔木,他扮演着指导正统思想的特殊角色。

从1980年到1987年胡耀邦下台的这段邓小平主政时期,用西方的话说,邓小平是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胡耀邦和赵紫阳则在他手下分别担任党、政两大部门的执行总裁。尽管当时困难不少,但很多干部后来都认为1980年代初是个黄金时代,当时最高层的干部齐心协力,发动并落实了中国的“改革开放”。邓小平面对的难题是,在这个最高层的领导班子以下,由于“文革”造成的断裂,缺少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下一代领导人。他说,中国很幸运,一些老干部仍能工作,但迫切需要弥补这个断层,在三四十岁的人中间培养接班人。

邓小平让组织部列了一个名单,选出那些特别有前途、有可能提拔到高层的更年轻的干部。当这一年稍后名单交来时,邓小平和陈云很泄气,他们看到165人中只有31人是大学毕业。尽管邓小平认为不应把受到教育的年轻干部突击提拔到高层,但他认为,只要他们在各级岗位得到了证明,就应抓紧提拔他们。为贯彻邓小平培养接班人才的努力,从9月5日到10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胡耀邦在会上做重要讲话,传达了邓小平关于接班人问题是国家面临的最迫切任务的意见。

在忙于党的建设的同时,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也要应付公众因“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而对党的不信任。直到1979年底,中共不少领导人仍不承认他们对这些灾难负有责任,这使党在谈到其他问题时也不可能令人信服。6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决定,由叶剑英元帅在中共建国30周年前夕发表一篇重要讲话,努力解决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