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放逐与回归,1969-1974(1)

1969年10月22日,邓小平与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一起,离开了他们居住了10多年的中南海。一架专机把他们送到江西南昌,邓小平要在那里参加劳动。邓小平离京前请求见毛泽东一面,但未得到批准。在江西,邓小平不能看机密文件,除了专门指派的当地干部,也不准跟其他干部有来往。1969年4月,他在离京前不久写了一份检讨,尽管毛泽东依然坚持邓小平需要接受再教育,但此后他和家人便不再被当作阶级敌人看待。他到达南昌后对自己专案组的当地代表说:“我还会出来工作,我还能为党工作10年。”事实上,邓小平回京后,又为党工作了将近20年。

(下图:邓小平下放江西时的工厂)

在江西安家之后,邓小平和卓琳每天6点半起床。然后在别人的监督下读一个小时毛主席著作。吃过早饭后,他们步行前往县拖拉机修造厂,在那里干一上午的活。分配给邓小平的工作是对体力要求较轻的钳工。修造厂离家只有一公里,当地人修了一条安全的专用路从他家通往工厂,使邓小平夫妇每天步行上下班时不会遇到外人。邓小平干活时,除了眼前的工作和他在当地生活外,不跟工人谈论任何别的事情。午饭后,邓小平夫妻小睡片刻,然后阅读他们带来的书,有中国历史典籍和《红楼梦》《水浒传》之类的小说,还有翻译的俄国和法国文学作品。他们晚上10点上床,邓小平还要读一个小时的书,然后睡觉。孩子们的陆续到来,为他们带来了一些外界的消息。邓朴方在1971年夏天来后修好了一台收音机,使他们能够听到短波电台。

“文革”对国家、对邓小平本人和家庭的影响让他们感到痛心。但是,据在江西最后两年的大多数时间跟父母住在一起的邓榕说:“他没有意气用事,没有情绪消沉,没有放弃哪怕是最后的一线希望。”在这一点上邓不像他的一些老同事,譬如1949年至1958年任上海市长、1958年至1972年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元帅。陈毅是邓小平在法国时的老友、淮海战役的同事,他被迫下放河南后变得意志消沉,情绪低落。

反思的岁月。邓小平无法预见什么时候回到北京,回京后毛泽东会让他干些什么,也无法预见那时候国家将会面对怎样的具体形势。他可以思考如何让毛泽东批准他回去工作,也可以回顾自己与同事经历过的那些大起大落的生死斗争。但是,也还可以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党如何对待已步入晚年的毛泽东的历史遗产?如何既让毛的接班人改变路线,同时又能维持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在灾难性的“文革”之后恢复秩序。邓朴方是邓小平5人子女中最后一个获准来江西的。1968年,邓朴方不堪红卫兵无休止的迫害而跳楼自尽,结果摔断了脊椎。医院最初不敢给他治疗,导致病情恶化。后来获准转到北医三院,医生发现他脊骨断裂,胸骨多处骨折。由于没有做手术来避免严重瘫痪,这使他的腰部以下失去知觉,丧失了控制大不便的功能。据邓榕说,知道儿子邓朴方已经终身瘫痪后,卓琳哭了三天三夜,邓小平坐在一边一言不发,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邓朴方是孩子中与父亲最亲近的一个。邓小平在邓榕、卓琳和夏伯根的帮助下,负责白天为邓朴方翻身。邓小平还帮他洗澡按摩。后来有一位外国客人提到“文革”时,邓小平情绪激动地称之为一场灾难。“文革”重创了这个国家。毛泽东不但发动红卫兵把邓小平打成第二号“走资派”,而且殃及他全家。邓一定会思考若是有机会回京,他该如何与毛泽东相处。他思考如何尽量扩大毛泽东所能容忍的决策空间,思考如何对待毛的声名,在他撒手人寰之后应当采取什么路线。

亚洲其他一些地区的经济在1969年时也已开始起飞,当中不仅有韩国,还有同样以华人为主的地区—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有些中国人看到中国大大落后于欧洲,怀疑中国的传统不利于现代化。但是,既然文化和族群相同的华人地区能够实现现代化,为何中国就不能有同样快速的发展?邓小平在江西时更加坚信,中国已经大大落后,迫切需要改革。他的经验使他深知“大跃进”的失败是多么严重,由于其他领导人总是阅读有关地方成就的浮夸报告,很难对此做出评价。邓小平的另外一些想法来自于孩子们的经历。邓榕从陕西北部的农村完成劳动回到江西后告诉家人,农村地区仍然没有厕所和猪圈,几个孩子也都向父母谈到农民不得温饱的处境。邓小平显然被这些事情所触动,在听孩子们讲话时一言不发。邓小平离开江西时,他对中国问题的严重性和进行深刻改革的必要性已经不存在任何幻想。

(下图:邓小平下放江西时的卧室)

家人相濡以沫。邓小平在“文革”中受到批判后的几年,5个孩子也不断受到红卫兵的攻击。但他们坚信父亲的清白,从未有过动摇,坚信一家人要相濡以沫,共度时艰。邓小平从未置任何子女于不顾,他们也没有一个人与邓小平断绝关系。对给他家做事的人---司机、厨师、勤务兵和他的秘书王瑞林,他也保持着亲密的友情。王瑞林除了1966年至1972年与邓小平分开的那段日子外,一直担任邓小平的秘书,从1952年他20岁起到1997年邓小平去世。邓小平视其为邓家的一员而更甚于一名同志。

“文革”期间,孩子们的麻烦是从1966年10月1日一篇批判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社论开始的。这篇社论虽然没有点名,但显然是针对邓小平的。他的三个女儿立刻断定那些指责全是不实之辞,她们也从未向红卫兵或其他人提供过可以用作批判父亲的证据的新材料。卓琳后来表扬自己的孩子说,即使受到压力,所有的孩子都没有谴责过自己的父亲。邓小平在江西写的大多数信件都是为了请求允许孩子回家探亲、安排他们在南昌附近工作、让邓朴方得到必要的治疗。北京的答复有时拖延很久,但孩子们最终都获准前来江西探望父亲。这些探亲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毛泽东仍然觉得,与刘少奇和其他干部相比,他同邓小平的关系要更亲密一些。5人子女中邓朴方最了解上层的政局变化。他在江西的出现使父亲有机会听到更多关于学生政治斗争的细节。后来,一些了解邓小平的人说,他在权衡如何惩罚人时,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让个人的感情影响决定,然而他特别严厉地坚持要判聂元梓10年以上徒刑,因为正是聂在北京大学发动的政治批斗导致邓朴方的瘫痪和大约60名教职工的死亡。

林彪坠机,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毛泽东把林彪元帅和邓小平视为他的两个最有前途的接班人。确实,周恩来在1965年秋天曾对他的至交王稼祥说,毛泽东正在考虑两个可能的接班人:林彪和邓小平。据邓榕说,父亲跟十大元帅中的九个都交往,唯独林彪除外。毛泽东本人也注意到了两人的对立,邓小平曾说,毛泽东在1966年把他叫去,让他跟林彪见一面,与林合作共事。但交谈并没有解决两人之间的问题,反而使他们各行其道。毛泽东在1966年选定了林彪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但是尽管如此,毛泽东在1967年仍然私下说,如果林彪的身体不行了,他还是要让邓小平回来。

(下图:毛泽东与邓小平交谈)

林彪很清楚跟毛泽东走得太近有危险,在毛泽东实际任命他之前曾三次拒绝接受。自从成了毛的“亲密战友”后,林彪对自己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忧心忡忡---他的担心也确实有道理。到1970年,毛泽东已经怀疑林彪有可能在他还活着时就计划篡权,在1971年夏末开始准备解决林彪问题。他首先接见了林彪手下的主要军队领导人,以确保他们对自己的忠诚。1971年9月初毛泽东乘火车从杭州回北京时,列车在上海停下。由于他对林彪深怀戒心,担心个人的安全,因此没有离开火车,而是让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洪文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登上他的火车。当林彪之子林立果在9月12日得知毛泽东已经回京后,林家人立刻变得惶惶不安。林立果调来飞行机组和一架飞机,载着林彪夫妻、他自己和几个追随者连夜逃往苏联。但是飞机没有抵达目的地,它坠毁于蒙古,机上无一人生还。

11月6日,当林彪坠机的文件传达到县一级时,邓小平、卓琳和他们上班的工厂里大约80名工人得到通知,要花两个小时去听有关林彪罪行的中央文件。林彪死后有不少人认为,毛泽东很快就会让邓小平回来担任要职。邓小平本人肯定也这么想。听过关于林彪的正式文件两天后,虽然此前被告知不要再给汪东兴写信,他还是鼓起勇气给毛主席发出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林彪的暴露是非常突然的,我对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邓小平数月没有得到回音,此时的毛泽东已身心交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