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重组领导班子,1979-1980(2)

叶帅的国庆30周年讲话,1979年10月1日

邓小平在准备叶剑英元帅的讲话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指示起草人说,对1949年以后的历史要从整体上给予正面评价,但也要坦率承认“大跃进”和“文革”中的错误。讲话由胡乔木和大约20人的写作班子起草,总共九易其稿,每一稿都经高层领导人过目,由邓小平监督着整个过程。

在这篇大约16000字的讲话中,叶剑英元帅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自身的社会和历史特点,对苏联保持独立性,从而取得了胜利的故事。叶剑英回顾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公共教育的普及。他自豪地谈到党战胜了外来侵略;但也承认党在1957年错误地打击了太多的“资产阶级右派”;错误地吹嘘自己的成就,错误地刮起“共产风”,企图不顾现实去实现集体化的高级阶段。他承认“文革”是一个严重的政策错误,使林彪和“四人帮”等阴谋分子迫害了很多好人。他在讲话中还强调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同样重要,胡耀邦后来又对这个主题做了更全面的阐发。

(下图: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上发表讲话)

叶剑英明确地说,国家犯下“大跃进”和“文革”这些错误时,正是毛泽东主政的时期。这是中国官方第一次公开承认—虽然不太直接—毛泽东要为这些错误承担一定责任。关于“文革”,他说,“我们没有能够始终遵循前17年中所确立的正确方针,这使得我们后来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使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没有能够避免,而且犯得更严重了。”叶帅接下来就如何从毛泽东的错误中汲取适当的教训提出了指导意见。叶剑英的讲话得到了非常正面的反响。党能承认错误,尽管来得迟了一些,毕竟是传递出一个令人高兴的信息。这是一个重要突破,它使党能够结束空洞浮夸的口号,坦率地解决国家所面对的问题。

着手评价党的历史

在叶剑英发表讲话之前,邓小平认为这篇讲话可以解决党的历史问题,对毛泽东作用的进一步讨论可以再拖几年。他担心进一步讨论毛泽东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只能扩大他想结束的争论。更好的办法应该是致力于当前的工作。然而一大堆政策问题都与毛泽东的作用纠缠在一起,很多党内领导人都主张对党史做出进一步的评价。有人担心,如果不具体批判毛的一些思想观念,像“文革”这样的政治运动有可能卷土重来。叶剑英的讲话得到积极的回应后,邓小平的心情也平和了一些,他觉得至少可以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讨论,这并不会造成国家的分裂。他开始跟一些人商量,如何对党史做出更具体的分析。

当领导层开始起草这个题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文件时,讨论难免集中到了如何评价毛泽东的作用这个问题上。为了对党史进行评价,邓小平成立了一个由坚定的改革派胡耀邦牵头的小组,两个保守的正统思想捍卫者胡乔木和邓力群分别担任起草委员会主任和行政负责人。像通常一样,邓小平首先和起草人开会,向他们交代文件需要涉及的重大问题。他此后又会见了这个小组15次,对每一稿都仔细斟酌,每次都做出具体指示。华国锋在1979年夏天已经开始失势,这使邓小平及其盟友比较容易取得共识,其中也包括对毛泽东的负面批评。

为建立新领导班子做最后准备,1979年的下半年

华国锋在1979年夏天基本上已经靠边站。在邓小平与华国锋的工作有重叠的领域,邓小平干脆接了过来。确实,当美国国防部长布朗1980年1月访华时,华国锋主席已无权无势,他讲话时在场的中国官员继续在一边交谈,不把他的讲话当回事,而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这通常是对尊严的严重冒犯。

邓小平在1979年10月下旬会见了胡耀邦、姚依林和邓力群。这次中央全会可以视为邓小平领导班子的起点,胡耀邦和赵紫阳将在会上当选要职,华国锋的4个主要支持者—汪东兴、吴德、陈锡联和纪登奎—将离开政治局。邓小平还打算在这次全会上为刘少奇正式恢复名誉。此外,领导人要讨论恢复中央书记处的计划。

在这次重要会议上他们不必面对华国锋。按邓小平和李先念的建议,华国锋已于10月12日动身,去了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他不在时,国务院和政治局的会议都是由邓小平主持。当华国锋于11月10日回国时,五中全会的基本计划—包括将华国锋的4位支持者清除的计划—已基本就绪。一旦华国锋的支持者出局,赵紫阳和胡耀邦就位,邓小平推进有关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就容易得多。用美国人的说法,邓小平的班底是从1980年初开始主政的。

为1980年代提出的“国情咨文”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他为1980年代确定的主要任务,实际上是他关于未来10年的“国情咨文”。华国锋在1977年中共十一大的政治报告是以当时的政治斗争为重点,而1978年的十年规划则集中讲经济问题。邓小平在1978年三中全会上的简短讲话是改革开放的集合号;他在1980年1月的讲话则是毛泽东去世后第一个确定未来10年总体目标的重要讲话。

邓小平的逻辑简单明确,采用有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策:“全部重要工作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建设成就的大小”。邓小平在讲话中承认,“现在,特别是在青年当中,有人怀疑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中国应该如何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当时几乎没有外国人能够预见到,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会在随后10年更遑论整整30年里,超过西方国家的增长速度。

实现经济现代化需要做些什么呢?邓小平提到了4个要求:1、坚定不移的政治路线;2、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3、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4、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为了降低自1978年12月以来产生的过高期望,邓小平也谈到了未来艰苦奋斗和保持开拓精神的必要性。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深知,很多省级领导干部急于投资和发展,对陈云等人限制增长的“调整政策”感到不快,但是他在1980年仍然支持这一政策。

2月29日五中全会最后一天,邓小平表达了他对党的期待:提供高效的领导。凡是了解邓小平的人,对于他要维护社会安定的决心不会感到意外。公开攻击是不能容忍的:使红卫兵能够在1966年公开攻击别人的“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在修改宪法时应予废除。邓小平对他所说的党内民主的含义做了解释:党员有意见可以提出来,这有助于解决问题;党的领导听取各种意见后,一旦做出决定,党员就要执行。邓小平清楚地说明了应当如何对待不听话的党员:“不够格的党员”就要开除。邓小平的观点在1980年已经成型,在他当政的整个时代,这篇讲话都可以作为对他的政策的令人信服的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