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重组领导班子,1979-1980(3)

就职典礼:五中全会,1980年2月23-19日

在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召开的五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会正式批准了邓小平及其盟友在1979年最后几周做出的决定。支持华国锋的政治局重要成员汪东兴、吴德、陈锡联和纪登奎受到正式批评,从政治局“辞职”;陈锡联和纪登奎也丢掉了副总理职位。汪东兴和陈锡联是真正的激进派,但吴德和纪登奎骨子里并不激进,他们只是作为有经验的党的领导人,长期以来为求自保而顺应激进派罢了;他们的政治命运戛然而止,是因为他们1976年4月5日镇压了在天安门向周恩来、邓小平表达敬意的示威者。

邓小平的3个主要支持者胡耀邦、赵紫阳和万里接手要职。胡耀邦成了党的总书记。华国锋名义上仍是总理,但赵紫阳成为实际上的总理,开始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万里成为事实上的副总理,并担任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这为在全国农业生产中实行包产到户铺平了道路。他们两人的副总理职务在4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和8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得到正式批准,同时,在2月已经离开政治局的纪登奎和陈锡联,被正式免去副总理职务。这次全会事实上相当于胡耀邦和赵紫阳开始主持党和政府日常工作的就职典礼。常委的人事变动在上层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气氛,使下边的干部很快意识到上级将要采取新的政策路线。因此在五中全会后,下级干部更仔细地解读邓小平和胡耀邦在重要会议上的讲话和文件,他们不必再两边下赌注,不必再密切关心华国锋说些什么了。

除了在五中全会进入最高层的干部,一些有能力并且致力于改革的老干部也出任高层职务。邓小平将那些在“文革”时期靠打击富有经验的老干部而得到升迁的干部,从领导班子的关键岗位上清除出去。对军队中的某些重要职务,邓小平使用与他有着特殊信任关系的二野部下。邓小平不需要对宣传部做出具体指示。五中全会上的宣传干部,包括主要媒体的总编,都根据邓小平的会议讲话,撰写反映其观点的社论和文章。邓小平因长期身居要职而严于律己,在判断自己的讲话会被人如何解释方面很有经验,所以他一向讲话慎重。

对于高层发出的信号,下面的人都会十分认真地加以研究。某个省委书记来到北京后,通常先要在书记处找一个熟悉邓小平眼下关心的事情的可靠熟人交谈。各部委和各省也都有一个不大的政策研究室,其主要任务之一便是随时了解和掌握高层领导的最新想法及其对本部门或本省的意义。1980年初的这些人事变动,使邓小平得以更有效地处理日常工作,推动一些可能受到毛派分子拖延或阻碍的计划。为刘少奇平反的僵局很快就被打破。刘少奇从1945年到1966年一直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二号人物,后来毛泽东把他打成叛徒和走资派。邓小平在五中全会上宣布,为刘少奇平反一一定批判毛泽东。但是给刘少奇平反所造成的效果使党员为修正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承认他的错误做好了准备,也使为很多与刘少奇有密切工作关系的中共老干部平反变得更加容易。

告别毛泽东时代和华国锋,1980年秋至1981年6月

邓小平究竟何时决定让华国锋靠边站,至今没有公布可靠的记录。从1978年12月到1981年6月,他有条不紊地逐步削弱了华国锋的权力基础,据此有理由推测他事先是有战略考虑的。即使1978年12月时他还没有排除华国锋的明确计划,他当时至少已经在考虑,如何在不引起同事震惊和避免公开斗争的情况下,逐渐减少华国锋的权力。

邓小平在1980年2月,让赵紫阳接过了总理的工作。华国锋在1980年5月出访日本时已没有多少权力,但他的出访可以上外界放心,中国没有因权力斗争而分裂。1980年8月华国锋正式辞去总理一职。此后,在始于1980年11月初的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尽管存在着严重分歧,最后还是做出了撤销华国锋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这一决定在1981年6月正式宣布。

以评价毛泽东作为焦点的中共党史评价,也与解除华国锋职务同步进行。这两件事有着天然的联系:华国锋曾肯定毛泽东的所有政策和指示,甚至包括那些毛泽东铸成大错时的政策和指示,而对毛泽东时代更诚实的评价已使这些错误大白于天下。评价党史的工作,在1979年叶剑英的国庆讲话后不久便已开始,当时邓小平广泛征求意见,以便全党在评价毛泽东上取得共识。在叶帅讲话的十几天后,邓小平成立了一个以胡耀邦为首的小班子,这个班子于1979年10月30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评价毛泽东的过程,延续了邓小平长期一贯的理性分析:如何既能维护党的权威,又让手下的高级干部摆脱毛的路线。1980年8月,评价工作仍处于初期阶段的时候,邓小平就对记者法拉奇说:“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当1980年10月出现争论时,邓小平对起草人做出指示,“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最后的文件对毛泽东表达了充分的尊重,因此不会损害那些包括邓小平在内曾与毛泽东密切共事的人的权威。但是决议要解释为何现在应当为毛泽东整过的干部恢复工作,也要否定毛时代的高度集权化和阶级斗争做出正当说明。

当时,在毛泽东手下挨过批的很多高层干部的复出,以及“民主墙”对毛泽东的大量批评,意味着在核心层有很多人支持批评毛泽东。因此,邓小平公开表明他的立场,他要捍卫毛泽东的重要性,但不会回到过去的路线。每一次他公开讲话,都抱怨最新一稿没有充分承认毛主席的伟大贡献。最后定稿的文件里处处可见对毛泽东思想以及对毛泽东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贡献的歌颂,但也批评了他在“大跃进”和“文革”中所起的作用。例如,“大跃进”的问题是“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未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文化大革命”“让党、国家和人民经历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它是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文件只是笼统地谈到了毛的错误,但邓小平说,15年之后将有可能对毛泽东再做一次评价。他这样说的意思似乎很清楚,党如果在1980年过于严厉地批评毛泽东,有可能造成分歧,削弱人民的支持;若干年后,党能够与现在的情绪和人事问题拉开距离,也许有可能对毛泽东进行更加具体和坦率的评判。

(下图:1987年,邓小平与华国锋在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期间在休息室交谈。 )

1979年5月之后华国锋就不再经常公开露面。在1980年9月7日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华国锋作了最后一次重要讲话,他没有明说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他确实表示,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党不应再搞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在1981年5月下旬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约70名与会者最后通过了决议的修订稿。起草人员作了一些细微的修改后,最后一稿被提交六中全会,并在6月27日获得通过。它将在1981年7月1日建党60周年之际向全国公布。

在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连续召开的9次政治局会议上,是否免去华国锋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这两个主要职务,成了争议最大的问题。当时辩论的内容十分敏感,以至于党史研究者在30年后仍无缘看到大部分记录。不过,一份关键性的文件,即胡耀邦在11月19日的一篇有关讲话被公之于众。从这个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争论的大致轮廓。胡耀邦在退休后说,他最愉快的几年就是在华国锋手下的那段岁月。但胡耀邦在1980年是受命就免去华国锋职务做出说明的人。胡耀邦在有关这段历史的说明中首先承认,党和人民绝不会忘记华国锋在逮捕“四人帮”上做出的贡献,尽管他夸大了自己在这一成就中的作用。

胡耀邦又说,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继续执行毛泽东错误的阶级斗争路线,他没有广泛征求意见,就迫不及待地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毛泽东去世后,他用“两个凡是”加强个人权力。胡耀邦还批评华国锋搞个人崇拜,给自己添加光环。最后,胡耀邦回忆说,他在“四五”事件后非常失望,因为从那时起直到1977年2月26日,他一直无法得到与华国锋交谈的机会,而且直到1977年3月14日之前他也不能随便看望邓小平。据胡耀邦称,陈云说,从毛泽东去世直到1977年3月,华国锋对待老干部都非常粗暴。尤其是他拒绝为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平反,害怕老干部复出干扰他的统治。胡耀邦说,叶帅和李先念几次劝华国锋让邓小平回来工作,陈云和王震在1977年3月的工作会议上也表示同意,但华国锋仍然拒绝这样做,而是只依靠少数几个人,包括汪东兴、纪登奎、吴德、苏振华和李鑫。华国锋还追求经济的过快增长。胡耀邦承认,这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错误,也是邓小平和他本人的错误,其实,当时只有陈云认识到了那些计划太冒进。

据说,叶帅认为华国锋应当保留职位,邓小平可以继续做他的工作,但名义上仍要受华国锋的领导。但是最终,政治局大多数人都赞成华国锋辞职,把权力集中到邓小平及与其共事的人手里。政治局宣布,将建议六中全会接受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职务,由胡耀邦接替他出任党中央主席,邓小平接替他的军委主席了职。华国锋将担任党的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邓小平成为中央军委主席之后,叶帅便选择了不再与他分担这项工作,而是回到广东的老家。

政治局经过激烈辩论后最终形成的决议,措辞直截了当而又严厉:华国锋同志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1977年、1978年两年中,华国锋同志在经济问题上提出一些左的口号,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和困难。华国锋同志也有一些工作成就,但十分明显的是,他缺乏作为党的主席所应有的政治和组织能力。华国锋的政治生命结束了。虽然他被允许在1981年6月的六中全会之后继续留在政治局内,但他因受到的指责而丧失颜面,因此极少出席党内高层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