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邓小平的统制术(1) 

邓小平无法忍受别人会感到陶醉的个人崇拜。与毛时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共建筑里基本不摆放邓小平塑像,人们家中也几乎见不到悬挂他的画像。很少在歌颂他成就的歌曲和戏剧。他也从未担任过党的主席或总理。然而,尽管没有令人敬畏的头衔—他的职位不过是党的副主席、副总理和军委主席,邓小平却对权力的各个重要层面行使着有效的控制。

权力结构

邓小平的听力在1980年代后期恶化,讲话者必须对着他的左耳大声说话。这也使邓小平认为,把时间用在看文件上要比出席会议划算。他更喜欢读会议报告、听机要秘书王瑞林讲述会议的情况;王瑞林代表邓小平出席会议,跟其他高官的机要秘书会面以了解他们的看法。

邓小平的作息很有规律。他8点用早餐,9点到办公室。妻子卓琳和秘书王瑞林为他准备好要阅读的材料,包括大约15份报纸、从外国媒体翻译的参考资料、一大堆来自各部委和各省党委书记的报告、新华社搜集的内部报道以及送交他批准的文件草稿。为了解最新动向,邓小平主要依靠书记处和中共中央办公厅整理的情况汇总。邓小平阅读时不做笔记。文件在上午10点前送达他的办公室,他当天就会批复。他不在办公室留下片纸,那里总是干净整洁。邓小平圈阅或批示文件就是他领导全党工作的方式。

邓小平自早年起就享有一种声誉,他善于区分大事小事,将精力集中在能给中国带来最大变化的事情上:制定长期战略;评价可能决定长期目标成败的政策;争取下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宣传能体现他想实行的政策的典型。在一些重要但复杂的领域,例如经济或科技领域,邓小平依靠其他人去思考战略,然后向他说明不同的选择,最后由他拍板。在另一些问题上,例如国防、与重要国家的关系和高层干部的选拔,邓小平会花更多时间摸清他在亲自制定战略时需要知道的情况。自1952年就担任邓小平机要秘书的王瑞林,在向外界说明邓小平的意见时十分慎重,避免加上自己的理解。很多干部认为毛远新刚好相反,他在1975年末到1976年初向外界解释毛泽东的意见时,往往用自己强烈的成见去渲染甚至补充毛泽东要他向其他干部传达的意见。

总书记胡耀邦是党务的执行官,总理赵紫阳则是政府事务的执行官,他们将所有重要问题交邓小平最后定夺,但多是以书面形式,很少亲自前往。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例会,赵紫阳主持国务院的会议。陈云和邓小平很少参加这类会议,均由机要秘书代为出席。赵紫阳在其口授的回忆录中说,他和胡耀邦更像是大秘书而不是决策者,他他们要负责抓落实。邓小平确实保留着拍板的权力,但通常他不会事必躬亲;他定大政方针,让胡耀邦和赵紫阳以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去落实他的指示。在做出最后决定时,邓小平会考虑政治气候和其他主要领导人的意见。虽然他做事独断而果敢,其实也受到政治局成员中的整体政治气氛的限制。

( 下图:邓小平与胡耀邦、赵紫阳在一起)

1980年,政治局由25名委员和两名候补委员组成。其内核,即权力强大的政治局常委会有7名成员。1980年代初的政治局常委是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胡耀邦和赵紫阳。年迈的叶帅很少参与实际工作。陈云和李先念只在大事上表明意见,党的日常决策权主要掌握在邓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手里。华国锋担任党主席时经常召开政治局常委的例会,邓小平则很少召集常委开会。当赵紫阳问他何以如此时,他说:“两个聋子(邓小平和陈云)能谈什么?”邓小平要做的是分工明确。

胡耀邦主持书记处的会议。虽然他也要主持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但邓小平建立起自己的领导班子后,常委会很少开,政治局一个月也开不了一次会。赵紫阳作为总理也会参加书记处的会议,但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叶剑英不亲自与会,而是让他们的机要秘书代为参加。邓小平的见解有助于形成共识,但在书记处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之前,他一般不会做出最后决定。一旦在重要问题上达成共识,书记处就会拟出文件在常委中传阅。常委们会在文件上画圈表示同意,或是做出简短批示,在后一种情况下,文件会送回书记处进行又一轮修改。最后,由邓小平“拍板”批准一项决策或文件的最终措辞。

其他最高层领导人有时会不同意邓小平的决定。最初,邓小平也不得不与陈云商讨经济问题,因为陈比他懂经济,且陈的意见在其他领导人中享有很高权威。在军事领域,叶剑英退到一边之后,邓小平再也感觉不到还有谁的意见能对自己有所制约。在军事和外交方面,邓小平有几十年的经验,对自己的想法充满自信,因此很少向别人让步。邓小平与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关系要正式得多,他也很少单独会见他们。胡和赵有相当大的自由按自己认为恰当的方式处理公务。邓小平通过他们提交的书面文件,借助于王瑞林的补充,去了解他们的观点。

像其他高层领导人一样,在最寒冷的一、二月份,邓小平一般会去较温暖的地方住上几周。夏天他会去海滨城市北戴河避暑,那里是高层领导人休假并进行非正式交谈的地方。随着年龄的增长,邓小平找到了一些保持体力的办法。他利用书面文件处理大多数事务,避免参加劳力耗神的会议。邓小平在接见外国要员前不要求别人口头通报情况,虽然部下们希望他对来访者的最新活动有所了解。只要不是会见大人物,邓小平通常在家里和家人一起用餐,晚饭后他一般会放松下来,和孩子们一起看电视。他每周会有一两次请人来他家打桥牌,但是他与牌友、甚至与家人都不怎么闲聊。邓小平有“不爱说话“的名声,即使是在家里。

除非在正式场合发言,邓小平讲话一般不需要笔记,而能讲得条理分明。通常他唯一的笔记就是他讲话的主题以及他所要诉诸的人群。邓小平的家人觉得他亲切宽厚、言谈风趣,但在家人之外,他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同事和其他人都对他敬重有加,却不像对胡耀邦或当年对周恩来那样爱戴他。他们知道,在紧要关头,邓小平会做他认为最有利于国家的事,未必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于自己的手下人。实际上,有些人觉得与周恩来和胡耀邦相比,邓小平待人就像对待工具,视其是否有用。

邓小平16岁离开家乡后再没有回去过,他以此清楚地表明,他要报效的是整个国家,而不是任何地域、派别或朋友。他既不心机复杂,也不怀恨报复,尽管也有极少的例外。下属认为他是一个严厉、急切、要求高但讲道理的监工,他们怀着敬畏与他保持距离。他是献身于事业的同志,不是可以违背组织的需要的仗义朋友。作为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行为一贯、统制方式始终如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