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邓小平的统制术(2) 

治国和改革的指导原则

作为头号领导人,邓小平知道仅仅靠法规并不足以让群众服从他—中国还不是一个公民对法律具有发自内心的普遍尊重的国家,而其部分原因又在于长期以来公民们总是看到领导人在随意改变法律。邓小平知道,他绝无可能让群众对他产生像对毛泽东那样的敬畏。直到1981年,毛泽东的形象一直有着强大的影响,为维护自己的权威,邓小平必须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但是,在1981年他除了把毛的基本思想定义为“实事求是”而被人们接受,还做出了承认毛泽东1958年以后所犯错误的党史决议,这么一来,即便他在某些问题上背离了毛的观点,邓小平也足以维持自己的权威。

邓小平支持“党内民主”的观点。对此他的理解是:领导人要倾听“建设性意见”,以减少犯严重错误的危险;然而,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一旦做出决定,党员就要执行。邓小平认为,发展经济可以加强党的权威和他个人的地位,这种估计被证明是正确的。当1983年至1984年经济迅速平稳发展时,邓小平的权威几乎不可撼动。当经济问题严重时,例如1980年代后期,中国陷入严重通货膨胀,社会上人心惶惶,邓小平的地位也因之受损。

邓小平从未提出过统制原则,但是翻阅他的讲话、参考他部下的看法以及他实际做过的批示,还是有可能总结出一些可视为其统制模式的基本原则:

言行要有权威性。邓小平当过十多年严厉的军事领导人,他懂得如何让风趣的谈话也能透出威严。做重要讲话之前,他会和其他重要领导人及正统思想的捍卫者一起为讲稿把关,使他确信自己的讲话是在传达党的声音。决定一旦宣布,邓小平不会承认错误、削弱自己的权威。在外国客人面前他可以很放松,但在党内他绝不会轻易拿自己的权威冒险。

捍卫党的地位。 1956年邓小平在莫斯科亲眼目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面批判损害了党的权威,他决心维护中共的尊严。如果他断定某些批评危及中共的尊严或伤及他的领导地位,他会严加限制。如果批评得到很多人的响应,他会做出更强烈的反应。当邓小平认为赞扬西方式民主之类的思想具有严厉批评中共的意味时,他会为维护中共的权威而做出坚决的反击。邓小平不会公开迫害批评者,但是对于他认为威胁到社会秩序的人,他也一向毫不手软。他支持判处江青死刑;像王若水、刘宾雁、方励之这些批评中共的党员,哪怕他们做出过贡献,他也会毫不留情地将其开除出党、撤销职务。

坚持统一的命令体制。邓小平不相信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能在中国行得通。他认为统一的命令体制更好用,效率也更高。中国也许可以有初级的分权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具有立法功能,书记处有行政功能,纪检委有监督党员的准司法功能。

牢牢掌握军队。 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努力保留他本人和党对军队的控制。当华国锋有拉拢军队的迹象时,他立即采取行动切断他与军队的联系。即使在放弃了其他职务后,直到1989年11月以前,他一直保留着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在他担任头号领导人的整个时期,他通过他的忠实支持者杨尚昆来确保军队高层的支持。邓小平任命真正效忠于他的人—他过去在二野的老部下—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一类关键职务。

得到群众的支持后,再做出重大政策的突破。 邓小平力求避免草率提出有可能引起很多高层干部和普通群众抵制的政策。他最有争议的措施之一是解散农村人民公社,但他在1979年并没有公开赞成解散公社。他仅仅说,在农民饿肚子的地方,要允许他们找一条活路,即使是保守的反对者也难以批评这种观点。看到饥饿的农民因实行“包产到户”而产量大幅提高的报告后,他让人们广泛宣传这些成就。在很多地方传出成功的报道,即包产到户得到广泛拥护后,他才在1980年5月宣布支持这种做法,甚至这一宣布也不是广而告之。

根据长远目标做出短期决策。 邓小平在1978年成为头号领导人时已经70多岁了。邓小平上台后,不必面对短期选举,因此他能着眼于长远目标,例如从1980年到2000年让国民产生总值翻两番,或在21世纪中叶使中国成为小康社会。他也能为香港和台湾提供回归之后实行一国两制、至少50年不变的政策。在考虑制定年度或五年计划时,邓小平也把它们放在长期目标的视野之内。

采用有助于实现长远目标的政策。邓小平搞四化的努力一旦得到普遍拥护,他就能为实现这个目标的政策争取到广泛支持。他培养和聘用专家,他大力精简吞噬着推动中国现代化所需资源的党政军臃肿的官僚队伍。邓小平很清楚,在新就业岗位出现之前取消国营企业,将造成严重的社会乃至政治问题,所以他决定把关闭缺少竞争力的国营企业先放一放,等到有了更多就业机会再说。邓小平大大扩展了有才华的年轻人得到深造的机会,提高了学者的地位,允许知识青年从农村返城。

邓小平愿意采取一些过渡措施,但他心中始终想着长远目标。1981年“文革”后的第一批中国大学生毕业时,邓小平继续实行毕业生分配制度,把大学生安排到指定的关键岗位。直到1980年代末,邓小平才允许大学毕业生自主择业。邓小平不认为在1978年就能预见到哪些制度最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他授意赵紫阳成立研究机构,研究各地采用的截然不同的体制。如果试验取得成功,他会鼓励人们尝试在其他地方是否也能奏效。

正视令人不快的事实。邓小平认为,掌握真实情况十分重要。邓小平会通过不同的渠道验证自己得到的信息,然后再对它的真实性做出判断。即使这样他也会存一份戒心,愿意找机会亲自看一看。邓小平尤其愿意听取他所选定的一部分官员的意见,如杨尚昆和他的机要秘书王瑞林,他们能够对实话实说。他也仔细听取外国人向他介绍他们在中国看到的情况。邓小平不但避免夸大他认为中国从长远看能取得的成就,而且尽量降低地方干部和普通群众对短期内所能取得的成就的不切实际的期望。此外,他接受专家的劝告,中国不应急于发展大型重工业部门,而应首先集中力量搞好轻工业。

做事果敢。用中国人的说法,邓小平能做到“举重若轻”。陈云和在军队中与邓小平共事13年的刘伯承相似,以办事慎重而闻名,属于“举轻若重”的人。陈云注重细节,尤其是在经济问题上,比邓小平要细心得多。但是在邓小平看来,想在打仗之前搜集到敌方全部情报的指挥官难免要贻误战机。邓小平确实用很多时间分析自己的决定的潜在后果,但在重大问题上,他往往愿意在摸清全部事实之前就大胆推进。

推进、巩固、再推进。邓小平认为,对于遇到严重阻力的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不断施加一定的压力,然后等待事情得到巩固后再继续向前推进。例如,1980年代初他认为与苏联恢复正常关系的时机未到,但仍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些有限进展,直到苏联因过度扩张而不堪重负、愿意与中国恢复正常关系。

加强团结,减少分歧。邓小平当政时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减少受迫害者的亲友想寻机“算账”的欲望。他经常利用自己身居大位的资格,鼓励人们让过去的事成为过去,专心干好自己的工作。他也经常用“不争论”一语。他把很多有争议的问题放到一边,认为不妨把难题留给后人去解决,他们可能有更聪明的解决办法。他还全力支持胡耀邦清理“文革”中的冤假错案,为受害者恢复名誉,对遭受物质损失的人给予补偿。

避免宣传过去的恩怨。邓小平指示说,对“文革”可以做一般性的公开讨论,但不要纠缠于细节,这只会揭开伤疤,很可能重新造成冤冤相报。“文革”期间受到错误批判的干部都平了反,但邓小平建议,给他们恢复工作时不要加以渲染,以免让过去的斗争死灰复燃。

通过试验避开保守力量的抵制。党内很多保守的领导人害怕出现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当大批上山下乡的青年人大批回城时,邓小平和其他官员担心他们找不到工作会造成大的社会动荡。由于当时的财政捉襟见肘,政府无力在国营企业中扩大就业,因此允许家庭搞“个体户”。邓小平聪明地解释了中国为何要进行个体户试验,在恰当的时机对保守派做出一点不屑的表示,既机智地避免了意识形态之争,又鼓励了更多就业。

用大白话解释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邓小平做出基本的政策决定后,会用人们喜闻乐见的俗语对之加以解释。他的“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一种很有创意的方式。另一个说法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它有助于降低很多想在改革后快速致富的人的期望值,在改革惠及每个人之前打消人们对致富者的嫉妒。“摸着石头过河”也是鼓励试验的一种方式,它承认在新形势下不应指望所有的政策都能奏效。

在解释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把握好平衡。 遵照中共的传统做法,在重要的政策性文件中,邓小平专注于使他的计划保持稳健的中庸之道。他时常批评极端主义的做法,既批左又批右,既批“封建思想”,又批“资产阶级思想”。

避免派系,选拔能干的官员。 据说北京的三类人有着融洽的关系:1、“团派”,即过去在共青团工作过的干部;2、“太子党”,指中共高干子女;3、“秘书帮”,指给高级干部当过秘书的人。但邓小平愿意跟所有这三类人共事,只要他们能干、忠于上级、不搞帮派活动。

研究和营造“气氛”。最高层的气氛一向复杂而微妙,因为它的基础是心照不宣的默契,而不是直接公开的讨论。转变高层气氛的重要因素,大概莫过于现行政策、战略和领导人正在取得的成果。如果事情的效果不错,政策或领导人就会获得支持。如果事情搞砸了,人们就会躲避,以免与失败有染。邓小平努力维持足够数量的少数人、最好是多数人的支持,至少是接受。在他感到某些问题上存在着强烈的反对意见,即便是出自极少但具影响力的少数人,那么,他在提出重大创议之前也会想方设法争取他们的合作,或至少让他们消极接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会推迟采取坚定的立场,直到气候变得更加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