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广东和福建的试验,1979-1984(上) 

1977年11月11日,邓小平在广东商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的计划时,有人向他汇报了年轻人试图越境逃往香港的问题。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从陆路或水路逃往香港。北京过去一直认为这是个安全问题,因此在20公里长的边境上全部架起铁丝网,派数千警察和部队在这一带巡逻。邓小平听过汇报后说,用警察或军队解决不了问题。边境两侧生活水平的差距才是症结所有;要想解决问题,中国就要改变政策,改善边境这边的人们的生活。

在广东的会议上,当地干部还抱怨外汇短缺,而外汇是引进外国技术和保证建设项目的前提。邓小平支持这样的观点:为了赚取外汇,可以成立两个农产品加工中心(一个在毗邻香港的宝安县,那里后来成为深圳的一部分;另一个在靠近澳门的珠海),加工新鲜果蔬输往香港。邓小平还说,广东可以建一些现代化饭店和其他旅游设施以赚取更多外汇。当时,一些地方干部想恢复当地的手工业,但邓小平没有提到出口工业产品的前景;那时几乎还没有生产出口产品的工厂,也还看不到允许外国公司来建厂的可能。

邓小平广东之行后,北京对发展广东的兴趣高涨起来。随着政府开始考虑购买外国技术,官员们更加关注外汇短缺的问题。知情的计划干部知道,由于没有找到新油田,他们想在1973年石油危机后出口高价石油的希望已经破灭。从1978年4月10日到5月6日,在华国锋的全力支持下,北京国家计委的一个代表团来到广东,探讨如何增加出口。这些谷牧领导下的官员鼓励当地和邻近的福建省的干部发展旅游业,建议成立出口加工区,将外国货物和机器运进来,经当地劳动力加工后再运出去。

1978年4月国家计委代表团鼓励广东进行创新后,刚上任的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来到广东,为中国向世界经济敞开大门做准备。1978年底习仲勋已取代韦国清将军成为省委第一书记。同时杨尚昆也来到广东任省委第二书记。杨尚昆和习仲勋合作愉快,与习一起为建立出口加工区做准备。习仲勋刚到广东时需要学习很多东西。他上任前刚刚摆脱了政治乌云,仍然沿袭着当时搞阶级斗争的官方政治路线。在最初与当地干部开会时,他重申了北京的官方路线:逃港者是在走资产阶级路线,应当给予惩罚。一个大胆的当地干部说,边界这边的广东人没白没黑地干活仍然吃不饱,逃到香港后用不了一年,就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习仲勋当即宣布开除这个干部。这人回答说,不必了,他已经辞职了。会后习仲勋又听取了其他人介绍的情况;他们也向他讲述了邓小平去年11月来广东调查时的态度。第二天与另一些干部开会时,习仲勋主动做出检讨,向那个当地干部道歉并挽留了他,而且发誓要搞好边境这一边的经济。不久,习仲勋就成了大力支持广东发展的人,为改善当地经济和繁荣出口不知疲倦地争取北京的帮助。习仲勋原籍陕西,但1989年退休后他选择住在广东。

(下图:习仲勋主政广东时视察工厂)

习仲勋在1978年12月开完三中全会—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成为头号领导人—回到广东后,向当地干部通报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对于广东的意义。30年来广东干部一直受到北京的冷遇,因为对于这个靠近外海、毗邻香港的地方,北京总是担心它的地方主义、资本主义旧习和安全风险,压制它的工业发展。现在,急于促进出口的北京,终于愿意为广东干部提供他们盼望已久的机会:发展地方工业。

1979年1月6日,即三中全会刚过两周,北京就为习仲勋开了绿灯,让他准备一个广东接受外资的方案交北京正式批准。邓小平在1977年11月的建议中只要求加工出口农产品,而这个方案则是要建立制造业,生产用于出口的工业产品。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也得到了与广东相同的地位,不过当时台湾还不允许与大陆开展贸易,因此广东将先走一步,让福建稍后再以同样的方式发展出口工业。就在习仲勋和当地干部准备这个方案时,谷牧被任命为新成立的部级单位特区办公室的主任,负责协调广东和北京的工作。谷牧熟知外贸和基建,他在北京的声望,他对改革开放的信念,以及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他成了一个很得力的中间人。

1979年1月31日,即三中全会刚过一个月,李先念批准了香港招商局局长袁庚提出的外资第一案。为满足香港繁荣的建筑业对废旧金属的需要,袁庚打算拆解不再运营的旧船,把拆下来的金属卖给香港建筑商。他想为这个项目找一个地点已有多年,无奈香港人多地少,于是他建议将地址选在宝安县深圳最西边的蛇口。袁庚的方案是为广东创新释放出的一个完美的探测气球。拆旧船无须建设新工厂,可以立刻上马。更重要的是,袁庚的公司名义上是“外企”,但他本人早年就加入中共,在广东和北京都有很深的资历。他是宝安人,国共内战时在当地的共产党游击队里打过游击。1949年后他任职于北京的中联部,后又去交通部主持国际联络工作。香港招商局原为清末朝廷成立的公司,后被共产党接管,隶属于交通部,在香港有独立的分公司,袁庚担任负责人。

李先念所批准的袁庚方案就是由交通部报给李先念的。交通部部长曾生也是宝安县人,抗战期间就是袁庚在游击队里的上级,后又在交通部担任他的上司。袁庚本想在深圳西南部的蛇口要一块小地方,李先念却给了他一块大得多的地皮,这使袁庚的生意可以不限于拆旧船。蛇口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允许境外直接投资的地方,也是中国第一个允许境外人士对位于内地的公司进行决策的地区。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这是一种很安全的“外资”方式,但仍然是一个突破。国家的计划干部中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他们担心给广东这么多自由会干扰国家的整体计划,不过广东干部的观点还是占了上风;不给予更多的自由,他们就无法吸引境外公司来建厂。

1979年4月初习仲勋在北京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广东和其他省份一样,缺少足够的自主权有效开展工作。他大胆地说,如果广东是一个单独的国家,几年之内就能起飞,但在现在这种处境下,什么改变都难实现。另一些高层干部十分清楚中国的经济计划过于集权。华国锋像邓小平一样赞成给广东更多自主权以发展出口,他向习仲勋保证,会给予广东吸引外资必不可少的自主权。

习仲勋和广东的领导班子于1979年4月17日带着方案草稿赴京,在最后定稿前与邓小平等人做了进一步讨论。习仲勋及其同事根据谷牧的建议提出,允许广东省实行特殊政策,使其能够采取灵活措施,吸引生产出口商品所必需的外资、技术和管理方式。国家为工厂提供必要的土地、运输设备、电力和劳动力,提供外国人所需的饭店、餐厅、住房和其他设施。北京中央政府支持广东和福建两省,除了一般工作外,集中精力抓好广东的三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和汕头)和福建的一个经济特区(厦门)。

邓小平完全支持这个方案。他对习仲勋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广东的方案于1979年7月15日得到批准,成为中央第50号文件,它同意给予广东和福建吸引外资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4个特区于1979年8月26日正式成立。考虑到国家计划的复杂性和计划干部的抵制,如果不是有邓小平、华国锋、谷牧、习仲勋等人的决心,很难想象这一系列安排能够在三中全会后仅仅7个月内即告完成。